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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洛阳寺院园林营建考——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 北魏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首都洛阳寺院园林大量出现。洛阳寺院园林的涌现,是北魏佛教的传播、洛阳长期积淀的佛教文化以及社会上层奢靡风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在洛阳营建寺院园林的社会阶层十分广泛,包括皇帝、后妃、贵族、官僚以及一般平民,此外还有西域胡人,因而洛阳寺院园林在营建规模和建筑风格上,既有相同之处,也呈现一些差异。并且,洛阳寺院园林的建筑营造、假山和水池的修建以及植物的栽培也都各具特点,显示了精美化的特色。

  北魏时期佛教昌盛,社会各阶层大多数人都笃信佛教,所以造成立寺造塔的风气非常盛行。由于这种风气的盛行,寺院园林的营建也随之发展起来。这种寺院园林与皇室园林、私家园林成为北魏社会存在的三大主体园林。实际上,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首都修建的寺院园林数量更多。因而,探讨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修建状况不仅对认识古典园林的发展特点是必要的,同时,也是考察北魏时期佛教传播对园林营建产生的重大影响不可或缺的内容。前人虽然对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植物景观做了一些研究,①但对洛阳寺院园林的营建问题的阐释却并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为中心,并结合其他的文献资料,对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营建的相关问题做一些研究,希望能够对北魏寺院园林的特征的认识有所裨益。

  一、洛阳寺院园林营建兴盛的原因

  北魏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当时寺院园林与皇室园林、私家园林一样,都处于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北魏都城洛阳寺院园林的发展盛况。史载,北魏时期洛阳城中“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②并且其中大部分寺院都有园林的修建,这就使洛阳的寺院园林数量之多,达到惊人的程度。北魏首都洛阳寺院园林的发展盛况自然有其重要的社会原因。

  首先,北魏首都洛阳兴建寺院园林风气的盛行与佛教在北魏广泛的传播以及信奉者的人数众多有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佛教自西汉末叶传入中国,迄至西晋末年,黄河流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人民朝不保夕,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观念恰恰满足了苦难中的各阶层民众对来世美好生活的渴望,从而得以迅速传播。

逮及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等政权君主纷纷崇信佛教、优遇僧徒,更推动了佛教在北方的进一步发展。佛教在北方的这种传播状况,当然要影响到北魏国家对佛教的吸纳。在鲜卑拓跋氏居于代北之时,尚不知晓佛教,正如《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说: “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可是,在道武帝建国后,由于经略中原,开始了解佛法,“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严格实行了保护寺院、礼敬沙门的政策。并且,在迁都平城后,立即下诏“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并“作五级浮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开始营造佛教寺院。

  明元帝又“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太武帝即位之始,亦“归宗佛法,敬重沙门”,常“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然而,到他统治后期, “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遂下诏毁法灭佛,诛杀僧徒、焚破佛像,使佛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由于“素敬佛道”的监国太子拓跋晃“缓宣诏书”,使“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从而为佛法复兴保存了力量。及至文成帝即位,下诏复法,“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① 佛教迅速恢复并再度兴盛。此后即位北魏诸帝以及曾实际掌握政权的冯太后与胡太后皆笃信佛教。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宣武帝“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胡太后“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北魏信佛、崇佛风气大盛,佛教发展空前繁荣,“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② 信徒人数则更为众多。佛教在北魏不仅广泛传播,并且,在崇佛的方式上也与南方有不同之处。特别是,在太武帝灭佛之后,大批擅玄名僧携其所学南渡江淮,从此义学南趋,南北佛学风气为之一变,南方专精义理,北方则偏重行业。所以北魏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为北朝佛法之特征。③

  北魏诸帝及皇后热衷于营建佛寺、浮图,迁都洛阳后尤甚。孝文帝建报德寺,宣武帝立景明、瑶光、永明三寺,灵胡太后营永宁、秦太上公、太上君寺。在统治者的影响下,北魏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崇信佛教、营造佛寺风行于时,“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为天上之资,竞摸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披朱紫而已”。④ 显然,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首都营建佛寺的风气更盛。为了体现对佛寺兴建的重视,自然要使佛寺建筑更加富丽堂皇,这样,也就更促进了洛阳寺院园林修建风气的盛行。

  其次,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洛阳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文化的中心,因而,洛阳在文化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寺院园林的营建。事实上,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东汉、曹魏以及西晋政权均定都于洛阳,在长达近三百年悠长的历史时期中,洛阳在文化上一直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其中表现很明显的就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洛阳特殊、优越的文化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异国佛教僧侣东来传法的首选之地。在东汉桓灵之世,西域名僧安清、支谶皆止于洛阳,译经说法,听者云集,二者对后世中土佛教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安玄、竺朔佛等亦集于此,译经著述,洛阳成为汉代译经唯一之地点。⑤ 洛阳佛法由此转盛。三国时期,洛阳作为曹魏政权都城所在,西域诸国高僧携经典接踵而至,中土僧徒朱士行等也由此地西行求法,洛阳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重镇。及至晋朝建立,洛阳佛法更盛,竺佛图澄、耆域等西域高僧均前来弘法传教,寺庙图像崇于京

 邑,“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① 很显然,在北魏迁都洛阳前,洛阳已经拥有悠久的佛学传统,并且积淀了很深厚的佛教文化,崇佛氛围浓重。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言,“洛中自汉以来,已被佛化”。②正因为如此,北魏迁都后,洛阳便迅速恢复了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吸引大批异国沙门“负锡持经,适兹乐土”。③正是在这种佛教文化氛围的影响下,使北魏国家和不同阶层的民众都非常重视佛寺的营建。当然,在佛寺的营建过程中,也就要带动寺院园林的发展。因为寺院园林实际是佛教文化的明显体现。从这一点来看,不能不说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兴盛,与洛阳长期的佛教文化传承的影响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再次,洛阳寺院园林营建风气的兴盛,与北魏社会上层统治者奢靡成风也有重要的关系。北魏平城时期,也就是北魏前期,当时国家的物资匮乏,鲜卑贵族还保留一些部落时代质朴遗风,因此他们的生活并不很奢华。可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由于当时社会较为安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当时人称,“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④ 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使鲜卑贵族的生活状况也得到极大改善。与此同时,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政策,通过“定姓族”以及与汉族世家大族联姻等措施,推动了鲜卑贵族的世族化,因而使他们拥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可以长期传袭。实际上,鲜卑贵族世族化的过程带来的负面效应,正是加速了他们日益的腐朽化。鲜卑贵族集团的腐朽化,也促使了汉族官僚与世族的腐朽化。因而在当时洛阳城中,到处弥漫着这种腐朽的风气。洛阳社会上层奢侈腐化的明显表现之一,便是大肆兴修宅第园林。“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⑤ 可见拥有大量的园宅成为社会上层具有丰厚财富与很高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洛阳城中王公贵族竞相修建宅第园池,并使其极尽奢侈华丽。诸如北海王元祥“建饰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⑥ 广平王元怀“堂宇宏美,林木萧条,平台复道,独显当世”。清河王元怿“第宅丰大,踰于高阳……土山钓台,冠于当世”。⑦ 与鲜卑贵族相同,汉族官僚也竞修园宅。例如王椿“僮仆千余,园宅华广”。⑧ 张伦“斋宇光丽,服玩精奇,车马出入,逾于邦君,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⑨ 由此可见,这些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僚营建的园宅,都有奢华的园林。这种园林正是供他们享受的私家园林。由于这一时期洛阳城中私家园林的迅速发展以及这些社会上层贵族、官僚对佛教信仰的虔诚,因而在当时社会中出现了“舍宅为寺”的风气。所谓“舍宅为寺”,就是这些贵族、官僚及其他社会群体将他们拥有的私家园林无偿地捐赠给佛教寺院,以此体现他们崇奉佛教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正是这种风气的出现,就使洛阳城中很多的私家园林也就转变成为寺院园林。例如“平等寺,广平武穆王怀舍宅所立也”。⑩ 因此,可以说北魏洛阳城中“舍宅为寺”风气的兴盛,直接造成了寺院园林的大量出现。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都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奢侈风气的加剧而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的结果。

  总之,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大量出现是以佛教在北方广泛的传播以及民众对佛教的崇奉为社会基础的。佛教在洛阳长期的传播而使其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则是营建具有浓厚的佛教文化特色的寺院园林形成风气的重要社会条件。北魏迁都洛阳后,社会上层、下层“舍宅为寺”风气的兴盛,则更促使了洛阳的寺院园林的大量涌现。

 二、洛阳寺院园林的类别

  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营建,是由于佛教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以及社会上层和下层对佛教虔诚信仰直接影响的结果,因而,就使修建这种园林的社会群体具有了广泛性。为了说明北魏洛阳寺院园林营建的特点,需要对这些园林加以分类。因为北魏社会的上层、下层以及境内的西域胡人的社会身份、财力以及文化心理存在差异,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寺院园林的营建特色,因而,就使洛阳寺院园林具有不同的类型。所以笔者主要依据这些不同类别的寺院园林,对其营建特点做一些考察。

  ( 一) 皇帝与后妃所立寺院园林

  在北魏王朝的诸皇帝中,除了太武帝外,都笃信佛教。他们都要营造佛寺、亲度僧尼。这成为他们积功德、求福田的主要方式。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修造佛寺之风更盛。孝文帝“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① 宣武帝则立景明、瑶光、永明三寺。北魏后妃也多崇奉佛法,兴建寺院。其中宣武灵皇后胡氏最为典型。她营建秦太上公寺和太上君寺来为父母追福。而且,她还营建了永宁寺。由于这一时期社会上层奢靡风气甚盛,因而,皇帝与后妃所建寺院不仅气势雄伟,并且,都兴修了景色秀美的园林景观。甚至还出现一位皇帝或后妃修建多所寺院园林的情况。北魏迁都洛阳后,由皇帝或后妃营建的寺院园林,在规模的大小以及内部景观上,往往存在相似之处,因而,这些寺院园林的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从皇帝或后妃所建寺院园林的规模上来看,这些园林一般都规模宏大,占地广阔。例如永宁寺“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琐绮疏,难得而言”。永明寺“房庑连亘,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景明寺“山悬堂观,光盛一千余间”。如此宏大的寺院园林建筑,其占地面积之广,是显而易见的。史载,景明寺“其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北魏“方三百步为一里”。可见,北魏皇帝或后妃所建寺院园林都超越了里坊的限制。而其他阶层所建寺院园林多分布于里坊之中,甚至一里之内寺院达十余所之多。②很显然,皇帝或后妃所建的寺院园林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占地面积上,都是其他社会阶层无法比拟的。从皇帝或后妃所建寺院园林的景观上来看,一般都是“复殿重房,交疏对溜,青台紫阁,浮道相通”;“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即便是园林中浮图的装饰也大致相似。例如永宁寺“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扉上有五行金钉,其十二门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镮铺首……佛事精妙,不可思议”。这种装饰成为以后皇帝或后妃寺院园林浮图修饰的标准。因此当时文献载,秦太上君寺“佛事庄严,等于永宁”; 景明寺“装饰华丽,侔于永宁”;秦太上公寺“素彩布工,比于景明”。③ 由此可见,皇帝或后妃所建寺院园林不仅规模宏大、景色幽美,并且,浮图的装饰也都是华丽无比的。因此,可以说皇帝或后妃所建寺院园林,都要在营建的规模与装饰的标准上达到最高的水准,以此凸显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在寺院园林营建上的特权。

  ( 二) 贵族、官僚所立寺院园林

  在北魏崇奉佛教风气的影响下,当时贵族、官僚多信仰佛教。为了表现他们信仰的虔诚,大多数人都要立寺建塔。他们修建的寺院即为私家寺院,正是他们祈福发愿的场所。这些私家寺院有辟地新建的佛寺,如“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 三公令史高显洛所立招福寺,“向光明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显洛遂造招福寺”。也有改建他们的宅第而成的佛寺。如愿会寺“中书侍郎王翊舍宅所立”; 光明寺则原为“苞信县令段晖宅”。④ 这些贵族、官僚既可以用个人名义独立建寺,也可联合集资立寺。如龙华寺“宿卫羽林在这些私家寺院中,诸王所建数量很多。例如“景乐寺,太傅清河文献王怿所立”; “追圣寺,北海王所立”。当时民间号为“王子坊”的寿丘里, “列刹相望,祗洹郁起,宝塔高凌”。

虎贲等所立”,正始寺则为“百官等所立”。①在这些寺院中,一般都修建园林。其中“舍宅为寺”的诸王人数也很多。如“追光寺,侍中尚书令东平王略之宅也”; “大觉寺,广平王怀舍宅也”。在诸王的这些私家寺院中,修建的园林非常华美。《洛阳伽蓝记》称: “崇门丰屋,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 高台芳榭,家家而筑; 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正说明诸王所建寺院园林的一般特点。但一些诸王对寺院园林的修建还要追求个性特点。如高阳王寺“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 河间寺“沟渎蹇产,石磴礁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② 诸王修建的这些寺院园林,正是其奢侈腐朽生活的体现。此外,北魏的一些宦官也修建了很多的寺院园林。这些宦官虽然是皇室家奴,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很高,仅次于鲜卑诸王和勋贵。③实际他们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与雄厚的经济实力,“阍寺专宠,宦者之家,积金满堂”,因而,他们修建的寺院豪华奢侈,并且,园林也景色绮丽。例如宦官所建凝圆寺“地形高显,下临城阙。房庑精丽,竹柏成林”。④这些情况表明,北魏的贵族、显宦在寺院园林的修建上,是不惜花费大量钱财的。这一方面要表现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 另一方面,也要展示他们在敬奉佛教上所处的特殊的优越地位。当然,由于这些贵族、官僚只是皇帝的臣下,因此他们营建的寺院园林是绝不可能超过皇帝或后妃所建园林的规模和奢华程度的。如刘腾所建长秋寺“庄严佛事,悉用金玉”,而彭城王元勰所建明悬尼寺则“有三层塔一所,未加庄严”。而且,贵族、官僚所建寺院园林也都在里坊之中。例如平等寺“在青阳门外二里御道北,所谓孝敬里也”; 正始寺“在东阳门外御道西,所谓敬义里也”。甚至一些官僚营建的寺院园林还以他们生活的里坊来命名。如景宁寺“太保司徒公杨椿所立也。在青阳门外三里御道南,所谓景宁里也。高祖迁都洛邑,椿创居此里,遂分宅为寺,因以名之”。因北魏实行严格的里坊制度,“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 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⑤ 所以,贵族、官僚营建的寺院园林,自然有益于他们在里坊中崇佛的活动,并且,因敬佛活动具有均等性,也就使同一里坊中的平民与贵族、官僚一样,也都具有了在这些寺院园林中敬拜佛祖的机会。

  ( 三) 平民所立寺院园林

  北魏时期,平民崇信佛教的人数众多。这些虔诚奉佛的平民也仿效贵族、官僚纷纷立寺建塔以求福祉。他们寺院的修建多采用改建的方式,也就是实行“舍宅为寺”的做法。例如灵应寺本为京兆人杜子休的宅第,“地形显敞,门临御道,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 ‘此宅中朝时太康寺也。’……子休遂舍宅为灵应寺”。又如开善寺原为京兆人韦英之宅,位于“千金比屋”的准财里。“( 韦) 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更约河内人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传说韦英化为厉鬼,迫使前妻“梁氏惶惧,舍宅为寺”。⑥ 这些事例说明,一般平民的寺院园林,多是由“舍宅为寺”而成的。因平民所建寺院园林原为其宅院,因而也多分布于里坊之中。当然,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自然与皇帝或后妃以及贵族、官僚所立的寺院园林在规模上差别很大。不过,由于这些寺院园林多为平民中的富人所立,因而园林的景致也很别致。正如《洛阳伽蓝记》所说: “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

 ( 四) 西域胡人所立寺院园林

  在北魏洛阳的西域胡人,也有修建寺院的。西域胡人在中土修建寺院历史久远。早在东汉明帝时,“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及至西晋怀帝永嘉年间,西域高僧竺佛图澄“欲于洛阳立寺”,③ 后因战乱“志遂不果”。迨至北魏,君臣上下崇信佛教,迁洛后奉佛之风更盛,“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批西域胡人前来洛阳弘法修行,其中部分西域胡人还在洛阳修建佛寺,诸如“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 “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僧昙摩罗所立”。④ 这些西域胡人所建佛寺,多有园林的营建。西域胡人在洛阳营建的寺院园林特点鲜明。一方面,西域胡人要使所建寺院园林适应大多数汉人

  供奉佛教的需要。例如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并且,在树木和花草的种植上,“伽蓝之内,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这与北魏上层人士所建的寺院园林是相似的。另一方面,他们所建寺院园林也保留一些西域建筑的特色,“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显然,这种类型的寺院园林是西域与北魏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正因为如此,西域胡人所建的寺院园林在洛阳城中别具一格,所以京师中喜好西域佛法的汉族僧人“皆就摩罗受持之”。⑤ 可见西域胡人所建寺院园林对心仪佛事的汉族信徒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三、洛阳寺院园林的景观营建

  由于佛教在北魏的传播非常广泛,因而也就使寺院园林的营建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当时洛阳佛寺鳞次栉比,“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⑥ 在这些寺院中,到处可见土山钓台、珍草香木,加之浮图耸立、洞房周匝,显然洛阳寺院的园林建造已经很普遍。因此,可以说北魏时期洛阳寺院与园林的营建基本实现了一体化,这样,也就形成独具特色的寺院园林景观。

  ( 一) 寺院园林中的建筑物营造

  寺院园林中的建筑物是其景观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前人的研究,城市寺院园林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一为毗邻寺院而单独建置的园林,二为寺院内各种殿堂、庭院的绿化或园林化。⑦笔者将寺院园林中的建筑物视为景观的组成部分,正是指后一种情况而言的。所以,寺院中的浮图、佛殿、僧尼房、讲堂等都属于寺院园林建筑。所谓浮图,就是寺院中的佛塔。实际上,北魏时期的佛寺建筑,正处于以塔为中心的布局结构向以佛殿为中心过渡的重要阶段。因此,洛阳寺院园林中的浮图便是标志性的建筑。从当时寺院园林的建筑情况来看,除部分贵族、官僚与平民“舍宅”所立的寺院,由于受原有宅院建筑格局和空间的局限而使修建浮图受到限制,大多数辟地新建的寺院园林都立有浮图。依据当时建筑使用的材料,可以将浮图分为木制与砖制两类。洛阳永宁寺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而大觉寺则有“砖浮图一所”。灵应寺也以“所得之砖,还为三层浮图”。①

  这些浮图层级则“从一级至三、五、七、九”② 不等。九级为北魏浮图的最高层级。洛阳的永宁寺即为九级。因为它是北魏皇家佛寺,所以层级最高。胡太后所建景明寺,则为七级浮图。显然与皇帝所建浮图存在差别。实际浮图的层级成为修建者特权身份的一种象征。不过,《洛阳伽蓝记》中所见最多的,则为五级浮图。这一层级的浮图多为皇室与诸王所立。如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有五层浮图一所”;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中有五层浮图一所”; 融觉寺“清河文献王怿所立……有五层浮图一所”。这说明,五级浮图的营造,为北魏皇室与诸王所垄断。洛阳的三级浮图著名的,则有明悬尼寺、王典御寺。明悬尼寺“有三层塔一所,未加庄严”。王典御寺“门有三层浮图一所”。可见能够营造三级浮图的佛教信徒,一般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就是说,除了国家官员能够营造之外,一般平民也可以修建。比如平民杜子休舍宅而立的灵应寺,就用“所得之砖,还为三层浮图”。③

  不过,由于北魏营建理念开始有了变化,所以也使洛阳寺院园林的格局发生了一些改变。一般寺院的布局虽依旧,但皇室高第的建置则日趋繁杂。最明显的就是,浮图的中心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甚至出现先建复殿重房,后补造浮图的现象。④ 如平等寺“堂宇宏美,林木萧条,平台复道,独显当世……永熙元年,平阳王入篡大业,始造五层塔一所”。大觉寺“广平王怀舍宅所立……永熙中,平阳王即位,造砖浮图一所”。此外,大量附属建筑此时出现于寺院园林之中,如佛殿、僧尼房、讲堂等。北魏洛阳寺院园林中的附属建筑往往规模宏大、气势壮观。永宁寺“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景明寺“山悬堂观,光盛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溜,青台紫阁,浮道相通”。景林寺“讲殿叠起,房屋连属”。即便是“舍宅”而立的寺院,虽不立浮图,但也多有佛殿、讲堂。如建中寺“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⑤ 这些情况的出现,说明早期寺院以塔为中心的建筑格局开始有了一些改变。然而,由于洛阳佛教园林的格局是对传统佛教文化的继承,所以以浮图为中心的营建布局,仍然在当时占据主流的地位。

  ( 二) 寺院园林中的山、水修建

  在寺院园林景观中,假山、水池是其构成的重要要素。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营建,一般都注意到假山、水池的修建。例如,景明寺“房檐之外,皆是山池”; 冲觉寺“土山钓台,冠于当世,斜峰入牖,曲沼环堂”; 河间寺“沟渎蹇产,石磴礁峣”。⑥ 可见,当时营建寺院园林,大都使假山、水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营建能够使山、水很好地结合,自然是因为洛阳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北魏洛阳城的环境来看,它北依邙山,南临熊耳,西连峣山,东傍嵩岳,四面环山,从而使采石筑山成为可能。如宣武帝时,曾于天渊池西修筑假山,就“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⑦ 说明寺院园林中的山石多得之于附近群山。洛阳周围的河流也很多。城北有谷水、金谷水;南有伊水、洛水。并且,洛阳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谷水、金谷水于洛阳西北合为一流,而后分为东、南两支,顺势而下,环城一周,最终于洛阳城东南,汇入洛水。这样谷水便成为洛阳天然的护城河,为城内用水提供了引入水源。东汉张纯就已成功将谷水引入洛阳城,“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① 北魏继汉、魏引谷水于城中的水系基础,重新整治,形成了三条横贯东西的水道: 其一北入大夏门,穿华林园,东达建春门; 其二西入阊阖门,经西游园,东至东阳门; 其三起自西明门,横城而过,东至青阳门。② 洛阳城内外水道密集,不仅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为营建寺院园林引水造池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因为要适应寺院园林景观对引水的需要,所以一些洛阳寺院多依水而建。诸如明悬尼寺“在建春门外石桥南,谷水周围,绕城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 长秋寺“寺北有蒙氾池,夏则有水,冬则竭矣”; 秦太公东、西两寺“并门临洛水”。③ 很显然,洛阳充足的水源为寺院园林景观的营造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 三) 寺院园林中的植物栽培

  在寺院园林景观的营造中,植物的栽培可以使其具有别致的秀美景色。北魏洛阳寺院虽不具备郊野寺院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仍非常重视用人工在寺院内外栽培植物。这种对植物的人工栽培,就使洛阳寺院多“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如秦太上公寺“林木扶疏,布叶垂阴”; 高阳王寺“芳草如积,珍木连阴”。④为了使洛阳寺院园林的景色更秀美,在寺院园林内外栽培的植物种类繁多。统计文献中的记载,北魏洛阳寺院园林栽培的植物,大致可以分为树木、果树与花草三类。寺院园林中常见的树木有栝树、柏树、松树、椿树、桑树、槐树、柽树等。其中,栝树即为桧树,又称刺柏。《尔雅· 释木》:“桧,柏叶松身。”柽树则是柽柳,也称三春柳或红柳。这些树种均属常绿或落叶乔木,其共同点就是姿态挺拔,叶茂荫浓,能够为寺院增添了肃穆幽玄的色彩,同时,高大的林木可以将寺与嘈杂纷乱的外界隔离开来,产生“虽云朝市,想同岩谷”⑤ 的效果。如永宁寺“栝柏松椿,扶疏檐溜”;“四门外,树以青槐”。正始寺“青松绿柽,连枝交映”。

  此外,寺院园林中也栽植一些常绿灌木。如瑶光寺就种植“牛筋、狗骨之木”。所谓牛筋“叶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为木多曲少直,枝叶茂好”。⑥ 而狗骨又称猫儿刺,其株型紧凑,叶形奇特,且四季常青,二者均为优良的观赏树种。由于在寺院园林的植物栽培上,乔木、灌木相互交错,因而增添了寺院园林非常别致的美感。果树也是洛阳寺院园林中广泛栽培的植物。当时文献称: “京师寺皆种杂果”。⑦ 实际洛阳寺院园林中种植的果树主要有桃、李、梨、柰、葡萄等。如白马寺“柰林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 河间寺“素柰朱李,枝条入檐”。其中一些寺院出产果实很出名。如“报德之梨,承光之柰”; “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甚至一些南方果树也移植到洛阳寺院园林之中。如昭仪尼寺“堂前有酒树面木”。⑧ 《南史》卷七八《顿逊国传》称: 顿逊国“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⑨ 可见酒树即为南方的树木。在当时洛阳的寺院园林中,还种植了大量的花草,可谓“花林芳草,遍满阶庭。”其中较为常见的有兰、菊等。如大觉寺“春风动树,则兰开紫叶,秋霜降草,则菊吐黄花。”在寺院园林中,还多有芳草的种植。芳草又称香草,是多种芬芳植物的统称。除香草外,还有白芷、杜若等。史载,景明寺“竹松兰芷,垂列阶墀”; 景林寺“芳杜匝阶”。瑏瑠由于洛阳寺院园林中多有水池河渠,所以也种植很多的水生花草。如景明寺“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 宝光寺“园中有一海,号‘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 河间寺“朱荷出池,绿萍浮水”。① 在瑶光寺中还有种植“鸡头草”的记载。所谓“鸡头草”,即是芡,属于睡莲科水生植物。显然,在寺院园林中,陆地花草与水生花草的栽培是交错在一起的,因而,不仅使寺院中充满了芬芳,也使寺院的景色更加雅致和美观。综上可见,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营建,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建造技艺上,都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不过,由于受当时奢靡风气的影响,大多数寺院园林的营建都追求华美、奢侈,因而,在寺院园林的建筑、山水、植物等景观上,都呈现了一种虚化的外在美。这与早期佛教寺院的朴实无华的建造风格是完全相悖的。由于在寺院园林营建上的穷极精丽,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因而也就成为北魏国力的衰竭的重要因素。宋人李格非说: “园圃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侯也,且天下之治乱,侯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侯于园圃之兴废而得也。”② 李氏所言,是颇耐人寻味的。

  结语

  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的大量出现,并在洛阳城中广泛分布,成为当时佛教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从北魏国家占据的北方地区来看,由于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使处于煎熬中的汉族民众纷纷皈依佛教,期盼受到佛法的普度。在汉族崇奉佛教的影响下,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信奉佛教,倡导佛教。北魏道武帝建国后,也效法十六国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做法,大力推广佛教。除了太武帝一度灭佛之外,崇信佛教成为北魏国家的国策。正因为如此,在北魏社会中,无论社会上层,还是社会下层,崇奉佛教的人数众多,也就使在北魏境内修建佛寺的风气特别兴盛。这种风气的兴盛,正是寺院园林修建可以在北魏发展的基础。而北魏首都洛阳,是一个积淀着浓厚佛教文化的城市。实际洛阳不仅接受佛教文化很早,并且也是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当然,佛教园林在洛阳的大量出现,还与北魏不同阶层的人士对佛教的狂热的尊奉具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为了表现他们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甚至不惜采取“舍宅为寺”的做法。这种做法的出现,明显扩大了洛阳寺院园林的来源。

  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营建规模和特点,是与修建者的身份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在北魏社会中信奉佛教的群体是十分广大的,但是,这个群体的身份地位是有等级划分的。这种等级划分直接影响到寺院园林的营建。从皇帝、后妃、贵族、官僚所建的寺院园林来看,其规模是宏大的。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帝营建寺院园林的规模,是其他阶层无法相比的。一般平民修建的寺院园林不仅规模很小,有的甚至没有园林建设。因此,洛阳寺院园林的营建,实际也是不同社会阶层的身份地位的表现。由于北魏与西域在文化上的广泛联系,在洛阳也出现西域胡人营建的寺庙园林。这种寺庙园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而,受到当时佛教信徒的青睐。北魏洛阳寺院园林景观的营建特色,主要表现在建筑物的修建、假山和水池的营造以及园林内外植物的栽培上。在建筑物的修建上,主要以浮图,即佛塔的营造作为等级的标志。在假山和水池的建造上,则尽力追求秀美与清澈。在植物的栽培上,则要保证栽培植物的多样化,进而使寺院园林的景观更为雅致和精美。北魏洛阳寺庙园林的景观所表现出的这种状况,虽展示出很高的建造水平,然而,却是当时社会兴盛的奢靡风气直接影响的结果,因而,带来的只能是大量的社会财富的浪费。所以这种寺院园林景观的营造,实际并没有更多的积极社会意义,反而是加速了北魏国家走向衰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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