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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巅峰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与北方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三窟为世界著名的中国“四大石窟”。龙门石窟地处河南省洛阳伊水河两岸,于北魏太和年开凿,历时400多年。其中以古阳洞、宾阳洞、奉先寺、万佛洞、极南洞最具代表性,作为中国“四大名窟”之一的龙门石窟是一座集美学、绘画、创建于一身的艺术宝殿,是留给中华民族不朽的瑰宝。

我国佛教是由古印度传入的,用石块雕像来传递佛法并将其作为僧侣、信徒礼佛和修行的场所亦是随古印度的兴起而出现的。据《魏书释老志》中记载,龙门石窟的兴建由北魏396年起至唐朝907年历时400多年才成就如规模宏大的石窟造像。龙门石窟以其地理位置和闻名遐迩的佛龛、石像不仅是绝佳的旅游胜地,而且是历代文人墨客争相歌咏的地方,更是中国的艺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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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舍那大佛


“龙门”的传说与地理

龙门这一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如同盘古开天辟地一样,经历千百年的历史,它的形成众说纷纭,亦不乏很多奇妙有趣的民间传说故事。

相传,远在4000多年以前,龙门一带洪水泛滥,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溺死者不计其数。帝尧命大禹的父亲崇伯鲧治水,因鲧采取错误的方法,治水不当被帝尧处死。后帝舜又命大禹继承父志继续治水。禹亦深知洪水为患人民,深受其害,便带领人民“疏川导滞”、“合通四海”,最终,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迫使洪水流入大海,这就是后人所铭记的“大禹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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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的形成是否真如传说的那样,我们尚无从查证,但地质学家告诉我们,龙门山经过数世纪流水的冲刷和自然风化,天然形成一道峡谷,后因大禹率众开凿使得流水得以畅流无阻,解决水患,也就形成现在的龙门险势。

龙门石窟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雕刻提供了先决条件龙门又称“伊阙”,位于河南洛阳伊水两岸,东临香山,西望龙门山,伊河之水从中向北穿流而过,从而形成许多长流不息的山泉和瀑布。再者,龙门山由林木覆盖,洞内冬暖夏凉是人们栖息和储蓄的好场所,且龙门山石比其他地方的普通山石更加坚硬耐久,不易风化、毁损,适于雕凿,这一切便利条件共同成就了这以大规模的洞窟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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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兴建的历史背景

龙门石窟由北魏始建,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和北宋400多年共同营造。其中窟龛2100多个,佛塔50多座,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3600多块,另有造像10万多尊。

自三国分裂到隋朝统一,社会动荡不安,生活陷入苦难中的人们总希望找到思想上的寄托,而东汉末年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便大行其道,给无助和失望的人民心灵和思想上的寄托。随后北魏国泰民安,历代皇室统治者对佛法极为崇尚和重视,使得佛教艺术得以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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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佛教思想给人们带来深远影响,本国民族文化趋向大融合,加之外来佛教文化的侵入,给这一时期石窟造像活动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形式。

北魏孝文帝从大同迁都洛阳后,开始大兴雕塑之风,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技艺,持续了50年之久。龙门石窟中最早开凿的是古阳洞,这时的雕塑在云冈石窟风格上发生了变化,由粗狂雄浑变成“秀骨清相”,由衣着厚实变为“褒衣博带”,印度特色的多姿异态、形体粗壮向中国化的转变使得魏晋乃至其后期的造像更世俗化,更贴近生活,这些都表现出当时人民“神人沟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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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

隋朝统治者大多崇尚佛法礼教,对宗教文化的发展大力支持,隋朝时期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足也为扩建龙门石窟提供了条件。隋文帝生于尼姑庵,由其养母智千抚养长大,为报其养母养育之恩,隋文帝命人按照其养母的容貌雕刻佛像无数。

唐代宗李世民自称“菩萨戒弟子”他对佛法的崇敬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被称作“弥勒佛下世”。因前朝李氏信奉“道先佛后”,武则天掌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打击李氏势力,首选改信“佛先道后”,这一观点在她集中三年时间修建奉先寺上展露无遗。

龙门石窟群像的雕塑到隋唐已经到了鼎盛时期,龙门石窟窟洞在隋唐五代时期的雕塑占全部雕塑的60%,并且这一时期的造像艺术继魏晋南北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升,构图上创新,采用立体感手法使得唐朝造像不仅里那个大而且经典之作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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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的艺术成就

龙门石窟是众代皇家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我国石窟艺术的集中体现。龙门石窟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雕塑精湛、内容丰富,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为体现了我国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

古阳洞是所有洞窟中最早开间的,洞高11米,正壁雕一佛二菩萨二石狮。南北两壁分为三层,主像是释迦牟尼像,龛楣、龛额设制精巧,造型奇异。

宾阳洞修建耗时23年,共费人工80万以上。宾阳洞以宾阳中洞最具代表性,是典型的“秀骨清相”风格。宾阳中洞前壁的浮雕之一《皇后礼佛图》,刻画的是文昭皇后礼佛行进的场景,整个雕塑生动传神,以皇后为中心,宫女侍从们衣着鲜丽,顾盼呼应,有的手执莲花,有的回首顾盼,有的面含笑意,前簇后拥向前行进。而后壁则描绘了《皇帝礼佛图》以构图精美设计巧妙,堪称传统浮雕的经典之作,现分别藏于纽约市博物馆和美国纳尔逊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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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由唐朝武则天时期开凿,历时三年。提到奉先寺,我们不得不提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了,她通高17.14米,是奉先寺主像,她面容端庄、目光和善,嘴角微翘,呈微笑状,俨然一位睿智善良的妇女形象,此座造像是由武则天“捐粉钱二万贯”修得,可见她与武则天有密切关系,又因武则天被称为“弥勒佛下世”,所以将此卢舍那大佛雕刻成武则天的形象,为其歌功颂德。

卢舍那大佛两端侍立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二供养人。左侧侍立摩诃迦叶,是一个稳重严谨的老者形象,右侧侍立佛祖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中最年轻的弟子的阿难。这组群像性格鲜明,一反北魏雕像的清秀,以雍荣华贵为美,浓重的反映了盛唐时期的风俗和习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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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三洞以外,万佛洞、极南洞、和火烧洞亦很具艺术特色。

龙门石窟又以“龙门二十品”著称,“龙门二十品”——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以魏碑体篆刻,气势刚健有力,记录了当时碑刻、题记以及造像者姓名、造像日期和缘由,是后代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书法的经典之作。龙门石窟是集合了窟龛、造像、宗教、美术、书法、雕刻、医药、服饰于一体的文化殿堂,代表了我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龙门石窟作为中国艺术的“里程碑”,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珍贵财富,它为我们研究北魏至隋唐五代提供了实物史料,龙门石窟的雕塑技艺、绘画及创造均给现代雕塑带来深远影响,它将作为中国的艺术宝库为我们的研究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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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的艺术价值

集中分布在古都洛阳之南伊河两岸峭壁上的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公元5世纪至8世纪中叶间最为辉煌壮美,璀璨绚烂的篇章。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诸朝,其中尤以北魏和唐代最盛,大规模营造达150多年。龙门现存窟龛2100多个,佛像10余万尊,佛塔40余座,碑刻题记2870多块。其势恢弘壮观、艺术魅力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

龙门石窟始于北魏时期,这个时期的石窟造像秀骨清姿,人物瘦小,细腰,体态修长,面容肖瘦,眉目疏朗,嘴角上翘,表情温和,神采飘逸。北魏宣武帝为其父孝文帝所开凿的宾阳中洞,三壁造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窟顶为莲花宝盖,外绕飞天伎乐;前壁两侧下部刻帝后礼佛图,雕刻精美绝伦,礼佛图上雕有维摩、文殊对坐和两幅本生故事图。宾阳中洞造像展现出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表情温和、潇洒飘逸且富有生机、健康和力度的“中原风格”,展示了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改革、促进民族融合进程中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堪称六世纪初中国石窟造像艺术的典范。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35年间,龙门佛教造像艺术进入第一个兴盛期展现了中原风格在龙门出现、成熟、鼎盛和发展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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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盛行以丰腴为美的审美时尚,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仪态轩昂的造像风格。石窟中人物波浪状的发纹、丰满圆润的脸部轮廓、垂肩的双耳、宽厚的双肩、简洁流畅的衣纹都表明盛唐的雕刻技艺在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龙门佛教艺术呈现出的盛唐气象、大唐风范,在唐王朝东都洛阳一经形成,便迅速风行全国,对敦煌莫高窟等地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远及域外,朝鲜、日本的石窟造型艺术也多受其影响。其中奉先寺主佛卢舍那,可称得上是石窟造像中的绝妙精品,坐像高17.14米,姿态神情雕刻得超凡而传神。面庞丰润,眉呈半月,眼长柔慈,嘴角稍翘,似带微笑,肉光和身光精彩灵动如光辉熠熠。衣裙如曹衣出水,栩栩如生。武则天发愿礼佛,曾捐胭脂钱数百万贯,资助奉先寺。传说女皇方额广颐,长眉秀目,睿智大度,如佛下世。当时工匠以她为原形,造为佛像。但如果将卢舍那佛简单地看作武则天的化身,我想那便减少了它的艺术价值和精神内涵。它更有佛的感人力量,你看她慈长的眼睛,微微下视,好像在用她睿智的目光,点化苍生,与你“以心传心”,又似在凝神内视,有“八风吹不动”的坦然。可惜卢舍那佛的两手已失落,我们不复再见她以手印向众生传达佛教的精义,如断臂的维纳斯,她是中国永恒的卢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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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家石刻艺术的典范,龙门石窟完美地展现了石雕这一在亚洲地区文化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古老艺术形式的魅力,是人类艺术创造力的杰出代表。这一独特的文化瑰宝也因此而荣膺世界遗产之誉,其美轮美奂的石刻艺术品,凝聚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千百年来,默默地涤荡着人们的心灵,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教化我们与人为善,共建和谐、美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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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

卢舍那大佛造像是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造像中的一颗明珠,取材于佛教。众所周知,佛教由释迦牟尼创立于古印度,于两汉之间开始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初步的繁荣发展,出现了大量巨大的佛教造像,如云冈大佛等。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佛教的兴盛程度。

在中国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佛教造像呢?佛教原本是没有佛像的。佛教徒认为佛是人天之师,其智慧、人格、道德以及其他各方面都是完美的、圆满的、至高无上的。因此不能用普通人的相貌来表现佛陀的形体和相貌,所以原来只是以佛的脚印表示佛的存在,以菩提树表示佛陀的智慧,作为佛陀的标记。后来古希腊雕刻艺术传入古印度,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佛教徒吸收了希腊艺术的表现形式,开始以人的形象来直接表现佛陀的容貌和身体,在中印度首先形成了后来的秣兔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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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公元一世纪前后,印度北部兴起了一股佛教派别,就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宣称自己修行的目标是普渡众生,他们认为佛陀不仅是导师,而且是具有各种神通的超人,释迦牟尼的肉身虽去,但法身永存,而且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直接对佛进行崇拜。在经典上极力宣扬建造佛像的巨大功德,如《大乘造像功德经》《佛说造立形象福报经》等,记载造佛像可以得到无穷的福报等。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大乘佛教教徒开始制作大量的各种佛像,随着佛教的发展,造像越造越多也越大。

卢舍那大佛造像就是大乘佛教造像影响的结果,而卢舍那在佛教中被认为是佛陀的报身,梵语“卢舍那”即光明普照、光辉普遍之意,是源自古代日神崇拜的太阳神信仰而来。佛教有“佛有三身”之说:即应身佛“释迦牟尼”、法身佛“毗卢遮那”,以及报身佛“卢舍那”。报身是佛的修行依因果感召而来的报应身,是修行圆满、大彻大悟的表现。阿弥陀佛、药师佛等都属于报身佛。卢舍那佛也是如此,而在佛的“三身”之中,也只有报身佛“卢舍那”才宣称“现世现报”,我即是佛,佛就是我,人人皆可为佛陀。因此,报身佛也最接近尘世,最能体现慈悲和众生平等的思想。庄严美丽的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的象征,也是大唐盛世的体现,大佛位于奉先寺,所以又称奉先寺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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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建造于唐代中期武则天时期,据说卢舍那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也就是说把武则天当作佛来歌颂和朝拜。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唐代的一个女皇。在她执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由于佛教提倡“众生平等”思想,符合武则天当时的形势要求,所以武则天大力支持佛教,曾经亲自组织并参与《华严经》的翻译,为建造卢舍那大佛曾经捐赠了两万贯的脂粉钱等。因此,佛教为武则天称帝登基造了大量的舆论,使基层民众对这位女皇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和评价,把她比作慈悲的化身、佛陀转世,菩萨再来,于是按照她的形象来创造卢舍那也就不奇怪了。

凡是到过龙门的人,都会被卢舍那大佛的博大壮美所震撼。拾级而上,登上窟龛的平台,崖壁间一尊巨大的雕像就是名扬天下的卢舍那大佛,这是龙门石窟最为壮丽的一尊石雕像,他典雅安详地坐在八角束腰涩式莲座上,其明丽秀雅、雍容高贵的气势,使人感到前所未有过的身心震撼和灵魂的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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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舍那大佛石雕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发髻呈波纹状,面部丰满圆润,眉如弯月,目光慈祥,眼睛半睁半合,俯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嘴边微露笑意,显出内心的平和与安宁。他的表情含蓄而神秘,严肃中带有慈祥,慈祥中透着威严,威严中又有着一种神圣与威武,是一个将神性和人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大佛身着通肩大衣,自右肩回绕至左肩,覆盖着全身舒缓的衣褶,飘逸而浩荡。看似流水,然而在薄薄的衣帛下却显示出壮硕躯体的健美之质感。透过佛身壮实厚重、韵律般的道道曲线,以及额面上大而弯曲的眉线和微微浮起的唇线,我们看到了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活的艺术气息。

大佛的身后光艳夺目,是马蹄形的神光和宝珠形的头光,突出了大佛气宇轩昂之势。身上冉冉跃动的火焰纹,以及飘然飞动的飞天,给大佛以舒适悠然的动感。尤其三层熠熠生辉的头光使得原本不大的头部质感,加上那长长的内削而下垂的耳垂的质感,使其更加清丽幽静和厚重庄严。当和他那永恒、恬淡、慈祥、智慧的目光对视时,你会顿觉心境空灵升华,恬然平静,会立时变得大彻大悟,超凡脱俗,使朝拜者对之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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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舍那大佛是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体现,是佛教造像艺术的巅峰。佛教造像自北魏以来,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石窟造像大规模进行,原来的佛教造像从造型上保留着印度毽陀罗和秣兔罗艺术的一些特点,长方脸型,宽大肩膀,卷发,鼻子笔直,袈裟厚重或贴身等。北魏时期由于特殊的社会原因,佛像的眼睛基本是半闭状态,呈现秀骨清像的特点。到了唐代,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繁荣,造像也逐步和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走向世俗化,原本的卷发也变为类似中国道士和唐代妇女发髻的发型,脸庞呈现圆胖脸形,下巴丰满成双重,鼻子变短了些,嘴唇由宽扁变为窄厚些,眼睛由半闭状态变为睁开眼睛俯向人间。

唐代以后的佛教造像逐步走向了衰亡,在以后的作品里也无法看到这样的优秀作品,但大唐的遗风仍然使我们感到自豪和骄傲,因此卢舍那大佛也成为中国经典和中原文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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