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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生态诗人的东方转向

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诗坛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诗人对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禅宗)和文学(尤其是中国古诗)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一些人习禅打坐,阅读甚至翻译中国古诗,其中尤以对中国禅的学习最为突出。

  “中国禅”进入美国

  传入美国的禅宗至少涉及三大传统——美国本土文化传统、日本禅宗传统和中国禅宗传统,但在文本上,如钟玲所言,“修习禅的美国诗人所读的佛经、禅典绝大多数是由中文译为英文的,不是由日文英译,也不是日本的禅典”,诗人作品中所显示的“思想上、意象上、美学上的禅影响也大多来自中国佛教典籍和古典诗歌传统”,因此,我们使用“中国禅”的提法。

  这批诗人中较早接触佛禅的是为自己取名“王红公”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便开始大量阅读佛禅书籍。此后数年间,他“持续阅读保罗·卡勒斯的《佛陀的福音》和类似的佛教选集”。1968年,王红公接受采访时说:“早在别人开始谈论它(指佛禅)之前,我已经在读铃木的书了。”除了铃木的书,他还读了英文版的《楞伽经》、《华严经》,中文版的《妙法莲华经》等。王红公于50年代中期先后翻译出版了《日本诗一百首》、《中国诗一百首》、《爱与流年:中国诗百首》等。

  如果说王红公向佛禅和中国诗歌的转向主要是靠“自学”的话,斯奈德、默温、简·赫斯菲儿等则都曾进入寺院或禅中心长期修习,可以说是“科班出身”了。斯奈德在里德学院读书时,感到西方文化太重物质生活,认为“是整个西方文化都已误入歧途,而不只是资本主义误入歧途——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种种自我毁灭的倾向”。于是,他开始大量阅读东方经典,如《道德经》、《奥义书》、《吠陀经》,以及佛经和中国诗歌等。在认识到诗与禅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得知这一传统在日本仍有很好的保留的情况下,于1952年中止在印第安纳大学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研究生课程,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日语和汉语,并为他的亚洲之行做准备。1956年,他跨越太平洋来到位于日本京都的禅院,开始学习临济宗禅,前后达十年之久。

  中国诗歌影响美国诗人

  同样进入寺院学习的简·赫斯菲儿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已开始广泛阅读佛禅书籍,1974年进入旧金山禅中心跟随贝克禅师修习曹洞宗禅达七年多,并于1979年正式受戒。桂冠诗人默温1975年选择到禅修中心那诺巴学院受训,跟随著名的佛教徒和诗人金斯堡以及来自中国西藏的邱阳·创巴仁波切学禅。1976年,他移居夏威夷,一心跟随罗伯特·艾特肯禅师修习佛教禅宗,并加入艾特肯领导的佛教和平友谊会。他翻译过梦窗疏石大师的禅诗,且正着手翻译道元的一系列诗作。在夏威夷的家中,他经常身着一件长衫,打扮得像个禅师。他甚至专门准备了一间禅房,供每天两次打坐之用。

  学禅的诗人还有不少,比如笔者在美访学的合作导师罗伯特·哈斯教授。他曾于1995—1997年担任美国桂冠诗人,并获得200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8年的普利策诗歌奖。因为身处西海岸(长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受斯奈德等诗人的影响,哈斯也对禅宗和东方文化颇感兴趣,能在作品中熟练应用中国禅宗的“双遣法”思维。1994年还出版了英译的芭蕉、芜村和一茶的俳句集。

  顺便提及,美国的桂冠诗人中转向东方的还有斯坦利·库尼茨,他曾两度担任美国桂冠诗人(1974年和2000年),并于1959年获普利策诗歌奖。库尼茨喜爱中国诗歌,并深受影响。1977年4月美国诗人协会在纽约举办了一场以“中国诗歌和美国想象”为主题的会议,库尼茨受到邀请,并就美国诗人与中国诗歌的关系做了重要发言。2014年新科桂冠诗人查尔斯·赖特也深受中国诗歌影响,并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中国路径》。赖特特别指出了书名的含义:“我用这个标题,目的是想指出对一个美国作者来说,有一条可能的道路通向中国……使我感兴趣的是像1200年前的唐代诗人那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美国文学的东方转向

  如此众多的当代美国生态诗人选择转向东方,恐非偶然。除了20世纪的时代大背景和一些个人的原因以外,恐怕和佛禅以及中国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生态智慧不无关系。佛禅的缘起论、无我论以及众生平等的主张加深了生态诗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自然万物的博爱以及对生态整体观的理解,使得他们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也更为开阔和深刻。佛禅成为他们生态哲学观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比如,很多诗人就吸收了华严宗的因陀罗网的思想,“把宇宙当作一个巨大的网,由多面的、磨得闪亮的珠宝组成,每一颗都可以作为多重的镜子……我们看一颗珠宝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其他宝石的映射,而那些映射则是其他珠宝的映射等等,这是在一种无穷尽的映象系统中。因此每一颗珠宝就是整个网的意象”。

  不仅如此,这些转向东方的诗人在诗作中还呈现出一些新的思维方式,禅宗也为他们的诗歌带来了一股冲淡邃远的独特韵味,往往能达到中国古代自然诗人所追求的“无我之境”;并且,禅宗的玄妙也将他们笔下的自然推升到了一个更高、更为缥缈隐秘的境界。试举斯奈德的《松树冠》为例:

  蓝色的夜晚/霜雾,天空/被明月照亮/松树冠/弯弯的雪蓝,融入/天空、霜、星光。/皮靴嘎然/兔的足迹,鹿的足迹,/我们知道什么。

  这首诗里有天空有地面,有动物有植物,有天体有云雾,全然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万物在此共生共存、互动交融:松树冠融入天空,人的脚步声和动物的踪迹合二为一。诗的末句更是表现出自我的泯灭,由物我两忘而进至物我同一,在禅宗就是达到“梵我合一”、“心即宇宙”的境界。

  尽管和数量庞大的当代美国诗人群体相比,这批转向东方的生态诗人只能算是少数了,而且有些影响也未必深远,但这一情况依然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毕竟为美国诗坛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带来了新的题材、新的手法、新的思维方式,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也开创了美国文学的新境界。同时,当代美国生态诗人的东方转向也应引起我们对增强文化自信,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更多的思考,促使我们进一步发掘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3YJA752003)和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3ZS022)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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