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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多民族文学的交融范畴
 

 摘 要: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存在着广泛的交融关系。从微观与宏观出发,即存在“局部交融”与“整体交融”。“局部交融”可分三个层次,即以中原汉文学为中心,形成内层文学交融点;以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心,形成中层文学交融点;以边疆少数民族与跨境民族文学为中心,形成外层文学交融点。“局部交融”具有“内聚性”、“扩散性”、“杂糅性”特点;“整体交融”具有“吸纳性”、“辐射性”特点。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交融;范畴

  作者简介:吴刚,男,达斡尔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虽有各自特点,但并非真空发展,各个民族的文学之间都有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学景观。笔者认为,文学“交融”不等于文学“融合”,文学“交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的文学,在交流中吸收对方,或相互影响、彼此吸收。“交融”的结果,一般说来还是属于各自民族的文学,当然,文学“交融”有时也会形成文学的“融合”局面,这就不属于各自民族的文学,而是共有的文学。可以说,文学“交融”包含了文学“融合”,是个大范畴。因此,对于中国多民族的文学来说,用文学的“交融”来思考中华多民族文学关系更为准确。

  那么,如何思考中华多民族文学的交融?从微观与宏观出发,即存在“局部交融”与“整体交融”。“局部交融”与“整体交融”是相对的两个概念。所谓“整体交融”,是针对中国全部版图而言;反之,“局部交融”是中国版图中任何一部分。

  一

  微观而言,“局部交融”可以再分无数个“点”。这就要从文化起源说起,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表明,中华文化起源为多源。戴逸说:“中国传统史学的观点认为,中华民族与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但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资料使中华民族起源一元说得到了修正。从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特征开看,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不是一处而是多处,是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1 P209—210苏秉琦也提出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认为最初在不同的地点分别起源,然后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文明。[2] P50这些论说打破了中华文明起源一元论的观点。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说意味着不同区域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①可见,多元文化格局早已形成。文化是文学发生、发展的母胎。早期文化交融处与后来的文学交融处虽然不能等同,但中华多民族文学存在多个交融点应是毋庸置疑。

  学界为了宏观认识这些文化起源地或者说文化交融点,于是产生了文化结构的划分。这些划分多有不同,其中,费孝通说“至少可以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族走廊,然后云南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3] P165刘守华说:“我的印象是,中国民间文学的文化特色,似乎可以划分彼此既有联系又有相对独立性的五大块,即西北天山文化系统,北部草原文化系统,中原黄河流域文化系统,东南沿海文化系统,南方长江流域文化系统。它们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4] P10从这些划分法看出,众多学者对中华文化结构的划分思想是一致的,但思路各有不同,一般是以地下考古为依据,而忽略了地上不同语系、语族的民族分布。

  文化的划分运用到文学上,主要出现了梅新林与梁庭望先生的不同划分方法。梅新林提出“内圈”八大文学区系与“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内圈”八大文学区系,即指秦陇文学区系、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巴蜀文学区系、荆楚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外圈”四大文学区系,即指东北文学区系、北部文学区系、西北文学区系、西南文学区系,这是“内圈”八大文学区系轮动过程中不断向外扩散并由此构成内外互动的结果,也是各代文学“拓边”运动的重要成果。[5]这种划分有它的合理性,但也有欠缺。比如东北文学区系、北部文学区的划分出现重合,并且以西南文学区系代替南方所有地区,有失偏颇。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提出四分法,即“中华文化板块结构” 理论。具体内容包括四大板块结构和十一个文化区,即:(1)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它包括黄河中游文化区和黄河下游文化区;(2)北方游牧狩猎文化圈,即森林草原文化圈。它包括东北文化区、内蒙古高原文化区和西北文化区;(3)西南高原农牧业文化圈。它包括青藏高原文化区、四川盆地文化区和云贵高原文化区;(4)南方稻作文化圈。它包括华中文化区即长江中游文化区、华东文化区即长江下游文化区、华南文化区即珠江流域文化区。 [6] P27—42这四个文化圈是根据自然生态、经济生活、民族分布、文化丛而划分。因此,有它的合理性。如果从微观角度,研究多民族文学局部交融,梁庭望先生的观点更有操作性。按照“中华文化板块结构”框架来思考中华多民族文学“局部交融”关系,那就是小到十一个文化区、大到四大板块,都存在局部文学交融。②如果范围依次扩大,就是四个层次的交融,即文化区内部的文学交融、相邻文化区之间的文学交融、文化圈内部的文学交融、相邻文化圈之间的文学交融,到最后就是中华四个文化圈的整体交融。

 

  二

  本文暂且不从微观角度去论述多民族文学的局部交融,而是试从宏观角度对多民族文学的局部交融进行观察。这要回到梅新林与梁庭望先生的划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梅新林先生提出“内圈”与“外圈”,梁庭望先生提出“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为主体,其它三个文化圈“半环形”围绕其中”。两位先生都提到划分的两个层次,提到内外互动,但梁庭望先生强调的是中原文化圈以汉文学为主,边疆三个文化圈以少数民族文学为主,这就与杨义先生提出的“边缘活力说”不谋而合,即边缘少数民族文学给中原汉文学注入活力[7]。我赞同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不过,笔者认为,不要忽视这两个层次与周边跨境民族(或国家)的互动。对于此点,梁庭望先生也曾经阐释过。[8]在此,笔者愿意把上述一些问题集中起来,提出“局部交融”的三个层次,即以中原汉文学为中心,形成内层文学交融点;以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心,又形成中层文学交融点;以边疆少数民族与跨境民族文学为中心,又形成外层文学交融点(这里对于中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属于另外问题,本文且不论)。

  内层文学交融点是以汉文学为中心。中原汉文学几千年来,得到充分发展。比如河南文学在宋代之前占据着中国文学的核心地位,引领着中国文学,涌现出一批文学大家,比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等,彪炳史册,光照千秋。中原又是出现文学流派、文学世家最多的区域,各地文学名家灿若星辰、遥相呼应,这就说明,中原文学得到了充分交融。

  中层文学交融点是以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心。少数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长此以往,他们相对安于这个生存环境。再加上少数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相对于中原要恶劣,形成了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信息流通速度又慢,因此少数民族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还有语言翻译问题,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原汉文学的交流并不是很通畅。事实上,过去少数民族生活区域不仅与中原相对隔绝,就是一些少数民族也基本定格在一个区域之内。因此区域内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交融要更频繁一些。比如在赫哲族文学中,说唱文学是一种多元文化结构。其史诗《伊玛堪》就受到突厥语民族、蒙古、女真的影响,尤其受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蒙古各部说唱英雄故事的影响。[9] P25通过赫哲族文学《伊玛堪》的例子可知,少数民族文学内部反而更容易达到文学交融。

  外层文学交融点是以少数民族文学与跨境民族文学为中心。由于历史原因,一些民族形成了跨境民族。这就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与跨境民族之间的文学交融。换一句话说,是少数民族文学与周边国家文学之间的交融。北方和南方的民族文学更多是对相邻国家文学输出;而西南的民族文学更多是对相邻国家文学的引入。这就涉及到了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我们可以划分三种类别:一是与跨境民族共有的文学。由于我国许多民族是跨境民族,虽然邻国的民族在称呼上与我国境内民族不同,但事实上,他们都是相同民族。因此,在文学上,他们具有相同性。比如东北赫哲族与俄罗斯境内的那乃人有许多相同故事,赫哲族有《北斗星》,那乃人有《北斗星的传说》,他们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地区的变体。《伊玛堪》是赫哲族与那乃共有的民间文学形式。同样,诗史《玛纳斯》是我国柯尔克孜族和境外吉尔吉斯族共有的文学遗产。二是从我国少数民族中输出的文学。这主要体现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中。这有两种情况,我国的一个民族的文学向相邻的多个国家的文学输出,如蒙古族的文学与蒙古国文学、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文学有关联。著名的诗史《江格尔》、《格斯尔》就从我国境内蒙古族各部流传到蒙古国、俄罗斯的蒙古各部。彝族居住在我国川、滇、黔、桂三省一区,国内彝族人口670多万,在邻国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中,有彝族人口近80万,文学也定有影响。还有中国境内几个民族的文学向邻国一个国家的文学输出。如,我国的壮族、瑶族、彝族在越南都有这些民族。越南文学中也有壮族的侬智高传说以及瑶族和彝族的民间文学。三是外国文学输入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主要影响了西南的各个民族。比如,印度的《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在我国藏族、蒙古族乃至满族中以《尸语故事》流传,后来,又通过我国这几个民族的《尸语故事》流传到朝鲜、日本。事实上,西南各个民族的文学多受印度、波斯、阿拉伯文学的影响。宗教传播是文学流动的先导。因此,随着佛教、伊斯兰教的影响,邻国的宗教文学深深地影响了我国西南包括西北各民族文学。比如《大唐西域记》里的佛教色彩的传说故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杰出的文学《一千零一夜》,都深深影响了我国民族文学。[10] P272—322

  对于“局部交融”的三个层次而言,边疆三个文化圈即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不是边缘,反而居于中层。这就很好理解,目前我们周边一些民族地区与中原文化没有巨大的反差。这就是文化交融的结果。其实,在当前文化一体化趋势下,国有边疆,文化无边缘。因此,在我们的理念中,不应把少数民族文化、文学作为“边缘”来理解。对于“局部交融”而言,存在于任何一个区域,也形成了各自特点。

  “局部交融”具有“内聚性”、“扩散性”、“杂糅性”特点。首先看“局部交融”的“内聚性”。应该说没有内聚,也就无法形成交融点。以东北文化区为例,广泛流传着莫日根(英雄)和莽盖(魔鬼)的神话,这说明在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前,各个部落之间经过了不断分化、组合、迁徙、融合的过程,因此他们之间有了广泛的交流活动。后来,形成民族共同体,文学个性稳定下来。再后来,随着各个民族间征战与贸易往来,文学交流更为广泛,文学也就形成新的共性特征。具体说,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与达斡尔族的民歌,它们的衬词有极其相似性(就是旋律框架也有相似性),如鄂伦春民歌是“哪耶、西哪耶、哪咿斯耶、哪咿斯西哪耶”、鄂温克族民歌是“讷耶耶、讷耶讷耶耶、(讷耶西耶、讷耶西讷耶)”、达斡尔族民歌是“讷耶、讷耶勒呢呀耶”。[11] 这三个民族的民歌衬词相似性说明了他们关系的密切程度。在清初,这三个民族曾被统一划为“索伦部”,后来才划分为三个民族。显然,由于交流密切,这三个民族的民歌呈现出更多共性特点。再比如说,北方文化区的说唱文学,在名称上也有相同或发音近似的现象,达斡尔族叫“乌钦”(也叫“乌春”),锡伯族叫“乌春”,鄂伦春族叫“莫苏昆”。这是由于这些民族在黑龙江流域的有着共同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紧密相关,民族交往密切,因此,这几个民族的说唱文学有着相似性。总之,共同的地理区域、相似的经济生活,促使这些民族的文学形成内聚性特征。

  再看“局部交融”的“扩散性”。比如,北方英雄史诗特别发达,从东北文化区、蒙古高原文化区到西北文化区,形成了东起黑龙江,西至天山,南抵青藏高原的英雄史诗带。在这个文化圈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先民创作了众多的英雄史诗。我国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就产生在北方英雄史诗带。北方英雄史诗带内的英雄史诗,包括长短英雄史诗在内约有400余部,其中,具有相当规模、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英雄史诗也有30—40部。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英雄史诗分布这一区域。就是南方有英雄史诗的民族羌族、纳西族、彝族原来也并不是南方民族,他们曾从西北部地区迁徙到南方。追溯这些民族的族源,也属北方民族系统。这样说来,我国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英雄史诗在这北方。英雄史诗发达是与这一地域自然环境有关,这里有广阔无垠的草原,各个部落、部族之间,为了争夺草场和畜群,战争连绵不断。在不断的战争中,涌现出了部落、民族英雄,他们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民众对本部落、本民族的英雄崇拜意识日渐增强,因此,有关英雄的传说、歌谣也就产生了。同时,北方民族在游牧过程中,有分有合、有聚有散的生活方式,为英雄史诗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北方民族自古就善于用诗歌来言情叙事,在民间产生了众多的诗人与歌手,这悠久、丰富的诗歌传统也是北方英雄史诗发达的重要因素。[12]P260—263北方英雄史诗如此发达,其实是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而促进英雄史诗不断扩散的结果,这就是“扩散性”特征。

  最后看“局部交融”的“杂糅性”。在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链接,藏族、蒙古族都生活在高原文化区,他们有着共同的游牧经济和佛教信仰。因此,《格萨尔》随着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后,被蒙古族群众接受,结合了自己的生活,塑造了英雄人物,产生了英雄史诗《格斯尔》。这就属于文学的“杂糅性”。还有一例,学界研究认为,《红楼梦》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伟大结晶,是北方满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交流而产生。《红楼梦》既继承了汉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也融入了清代北京满族的文化精神,满汉两个民族文化在《红楼梦》中的融合,不仅存在着形式的浅层面的内容,而且包含深层面的内容。[13] P197这就是说,杂糅性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对于“局部交融”而言,不相邻则很难跨越交融,比如,北方少数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学交融就比较困难,因为中间隔着中原汉文学。具体文学事实也是如此,当今北方蒙古语族的民歌与南方壮侗语族的民歌,无论从歌词内容还是韵律形式都有鲜明的差别,对于韵律形式,蒙古语族的民歌主要押头韵,壮侗语族的民歌主要押腰脚韵。若想南北少数民族文学达到文学交融,必须与中原汉文学形成整体互动,这则属于“整体交融”。

  “整体交融”就是中华多民族文学的交融,也就是汉文学与各少数民族文学交融。从文学现象上看,中原与周边之间的文学互动,在不同的时代,或隐或显,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少数民族生活在相对闭塞的边疆地区,但由于中原王朝为巩固政权进军边疆,少数民族为求发展入主中原。加之和亲、贸易,以及少数民族慕汉心里,文化产生了交流,这就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之间的整体交融。这种文学交融是双向的,既有汉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深刻影响,也有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文学的逐渐渗透。

  中华多民族文学“整体交融”具有“吸纳性”、“辐射性”特点。首先看“吸纳性”,我们以词的产生为例子,词的产生离不开音乐条件,这其中,少数民族音乐是重要部分。在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随着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佛教音乐也进入中国,与西北和青藏高原的民族音乐进行融合。随着永嘉离乱、晋室南迁,北方政权进入中原,民族音乐也就进入中原。南朝为了战争军队的需要,北朝乐府大宗纳入南朝乐府,成为梁朝乐制中的一部分,如《梁鼓角横吹曲》。这实际上,民族音乐进入中原后,又进入南方。至此,民族音乐完成中国版图上的交流过程。到了隋唐,随着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的产生,少数民族音乐和中原音乐实现了彻底的融合,为词的产生奠定了音乐条件。而在音乐传入过程中,曲调和歌词也就促进了词的形成。如果说这是古代的例子,那么现当代的例子就更多了。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文化形成大的融合,60、70年代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融入了蒙古族、藏族、壮族、汉族等各民族的文学、文化。对于吸纳性,无论是汉文学还是少数民族文学,都存在彼此吸纳。正因为彼此吸纳,才体现出“整体交融”的特点。

  再看“辐射性”,中华多民族文学存在着中原汉文学向周边民族文学的“辐射”,比如中原汉文学《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异后,形成的新的文学情节。中原汉文学《薛仁贵征东》向北方输入,产生了满族说唱文学《薛仁贵征东》,向南方输入,产生了壮族的5200余行的叙事长诗《唐皇》。这种辐射,有时越过少数民族地区,达到跨境民族(跨国地区),比如,很多汉文古籍进入越南、日本、朝鲜就是一例。

  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局部交融,直至今日依然广泛存在。比如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毗邻在内蒙古东北部,他们的文学直至今天,依然存在着在这个区域内的互相交融现象。当然,他们的文学也是开放的文学,不过,他们的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更紧密一些,因此,从全国来看,这是局部区域交融。这种文学现象在其他民族地区也都广泛存在。

  对于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整体交融,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很容易达到。随着民族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各民族文学都与外界保持着广泛的交流,各民族文学的整体交融日益增强。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整体交融是各民族文学的共同利益,也是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方向。只有充分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学传统,才会令自己民族文学永葆生机。

  要达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整体交融,必须走多民族文学融合道路,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的融合。中华“多元一体”的格局同样是中华多民族文学中的理想。文学的“多元”,既是指各个民族的文学,也指单一民族文学因吸收了多个民族的文学而形成了养料上的“多元”;文学中的“一体”,既指各单一民族文学都属中华文学,也指中华文学是各民族文学融合的结晶。中华多民族文学无论怎样彼此“交融”,它都是“多元一体”。因此说,文学的局部交融与整体交融既会促进各民族文学的多元局面,也会促进中华多民族“一体”局面,最终会促进中华多民族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注释:

  ①在东北地区,有早期的红山文化,大草原有细石器文化;黄河流域有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华南有柳江人文化、麒麟山人文化、甑皮岩人文化、石峡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总之是多元的。

  ②可参见梁庭望先生论文集《中华文化板块结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

  参考文献:

  [1] 戴逸.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 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

  [3]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孝通文集.第8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4] 刘守华.多侧面扩展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5] 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文艺报2006.6.1.

  [6] 梁庭望.试论中华民族文化的板快结构.云峰主编.民族文化比较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7]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8] 马学良、梁庭望、李云忠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9] 徐昌翰、黄任远.赫哲族文学.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

  [10] 梁庭望、张公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11] 杨士清.黑龙江民歌概述.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黑龙江卷. 北京:中国ISBN中心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12] 马学良、梁庭望、李云忠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13] 扎拉嘎.满汉文化交融的结晶——《红楼梦》.郎樱、扎拉嘎主编.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元明清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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