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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中的济世观念

【内容提要】从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中的乘象入胎、逾城出家、降魔成道、初转法轮等几个故事片断可以看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社会取得的长足发展并逐渐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表现出对中国固有文化的顺从。最为重要的是,佛教本身具有的某些思想实质上迎合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深察之,即佛教思想中蕴含的济世观念。 

  【关键词】北朝佛传故事;济世观念;艺术形象;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4)05-0119-05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虽以其转世轮回思想能满足中国动荡社会中流离失所的百姓亟须的精神需求而得到快速传播,然而又不可避免地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形成对抗,进而引发一系列争论。其中最为激烈的问题在于,其一是沙门不拜父母,其二是沙门不敬皇帝、王者及官长。前者涉及社会伦理问题,后者则涉及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争论最为激烈的根源是,对中国传统习俗而言,它们分别是对儒家文化“忠孝”思想的严重对抗,这对佛教自身在中国的发展传播非常不利。但事实上佛教后来在中国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且逐渐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其中原因颇值得玩味。一方面它不得不转变方式,至少在图像传播形式上表现出对中国固有文化的顺从,另一个原因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便是佛教本身的济世观念实质上迎合了中国儒家的礼教文化思想习惯。 

  北朝时期,佛教在社会上广为流布,帝王百姓无不归宗佛教而心仪于佛法。佛教经典认为,“行善犹如稼穑,播种善根即可收获福报,故有福田之称”。佛教“以像设教”,注重以艺术形象进行教义思想的宣传和对信徒的教育,加之佛教信仰者认为,雕塑和绘画佛像能得福,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将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故而雕佛造像和绘制佛像壁画便成为最受欢迎的宣传佛教教义的艺术手段,并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独具特点的中国佛教美术。佛教的福田思想教人以慈悲为怀,通过救度众生,最终实现自身的圆满,其中的普世思想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济世观念有殊途同归之宗旨。 

 一、乘象入胎与逾城出家中的济世观念 

  “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是北朝佛传故事图像最多的成组对称佛传故事画,其典型代表有敦煌莫高窟第431窟壁画,云冈石窟第5-11窟南壁佛传故事雕刻。这两个情节是佛传故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释迦牟尼一生的转折点。“乘象入胎”中,释迦牟尼的前身善慧菩萨头戴菩萨花冠,身着天衣,手持净瓶,乘骑大白象,头悬双龙华盖,从兜率天宫飞奔而来,下降到尼波罗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家中投胎。王妃摩耶夫人因梦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进入卧室而怀孕,而后生下太子,名叫悉达多。“逾城出家”中,降生在净饭王家中的释迦牟尼——悉达太子,年十九岁时,因出游四门,深感人生无常和生老病死之苦,厌弃宫廷生活。为了解脱人世的苦难,决心出家学道,但父王将他软禁深宫。一夜,在天神的帮助下,悉达太子头戴双髻太子冠,身着王服,乘骑白马,头悬伞形华盖,持缰催马出城,奔赴深山修道。善慧菩萨和悉达太子都独乘象马,没有天人陪同、欢送。 

  佛陀降生凡尘再经过苦修成道以救度众生的整个过程,体现了其济世观念,其中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两情节因是整个故事中的两个转折点,对该思想的表达最为典型。入胎前的佛陀乃为兜率天中的菩萨,为救度众生出离苦海而选择投胎降世,经历磨难与苦修,比之于艰难的成道过程,其目的本身即具有宗教对人生命的终极关怀之情,也即佛教思想的终极旨归乃是为了解脱现世之苦,引导其进入西方极乐。 

  佛陀在乘象入胎之前对降生的种族、国家、家庭以及时间、因缘等问题都有严格的选择标准,此降神选择各标准的制定内含了佛教之济世观念。如选择国家和家庭的标准乃是“迦毗罗卫国,国家种姓炽盛,人生滋茂和顺,奉敬尊长,眷属和睦,五谷丰熟,安稳贫贱。国王性行仁贤,功勋卓著。王后品行仁良,乐善好施,心如莲花般高洁不污”。可见乐善好施、心存善念以养乐众生、造福人民为基本品行,也是佛选择的人间父母必须具有的性格,这种选择标准正是因为佛心充满了济世情怀才会出现的。入胎时将以何种形貌出现的选择标准也表达了这种思想。《普曜经·所现象品》中有言: 

  象形第一。六牙白象头首微妙,威神巍巍,形象殊好,梵典所载其为然矣,缘是显示三十二相。所以者何?世游三兽:一兔,二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马虽差猛,尤不如水之深浅也,白象之渡尽其源底。声闻缘觉其犹兔马,虽度生死不达法本。菩萨大乘譬若白象,解畅三界十二缘起,了之本无,救护一切莫不蒙济。在这个情节当中,六牙白象作为佛陀降生时的坐骑出现,乃是因为佛界将其与佛陀的济度世人的高洁品行结合起来,认为只有具备了济世之心方才配得佛陀。从整个乘象入胎及之前的降神选择标准来看,济世渡人的济世观念始终贯穿其中。 

  逾城出家是在太子长大成人并经历富贵生活以及对生老病死四种生命状态有所体悟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此时的释迦已经决定抛弃世俗荣华而进入佛国修道之途,以求证得无上正觉,普度众生脱离现世之苦。《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记载,太子弃家出城时已下定决心: 

  我若不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终不还宫;若不得爱如堕落三藐三蓓提又复不能转于法论,要不还宫与父王相见;若当不尽恩爱之情,终不还见摩诃波者波提及耶输陀罗。当于太子说此誓时,虚空诸天赞言:“善哉,斯言必果!”逾城出家明确表示,不修成正觉以解脱世人之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誓不还宫与亲人相见,则仍是以济世观念为基调的。 

二、降魔成道反映的济世观念 

  “降魔成道”是佛传故事图像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其内容是讲,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即将得道成佛时,魔王波旬惊慌害怕,担心释迦牟尼成佛后,会给人间带来幸福太平,他就会失去地盘和权威,因此带领魔军眷属前来阻挠释迦牟尼成佛。魔王先以美女诱惑,后以武力威胁,均遭失败,最后释迦牟尼战胜魔王,魔王波旬伏地皈依。 

  由于这是释迦牟尼由俗人成为佛陀的重要情节,佛陀也由此开始了修身济世的历程,而且内容具有戏剧性,所以是北朝佛传故事图像的重要题材。其中以云冈石窟第6窟、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4窟和北周第428窟的“降魔成道”佛传故事图像最具有代表性。 

  佛经记载,最先由心底泛起的魔障是代表欲念的三魔女对佛的引诱,这一情节在大多数石窟的佛传故事艺术中都有表现。接着是恐惧、嗔恨、疑惑、执著等魔军的袭击,但佛坚持信念,始终以成就无上正觉以济世解救众生之苦为宗旨,通过坚韧的毅力克服魔障,修得无上正觉之境而成为得道之佛。 

  《修行经》卷下云: 

  于是菩萨,安坐入定,弃苦乐意,无忧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恶,正在其中,如人沐浴净洁覆以白亵,中外俱净,表里无垢,喘息自灭,寂然无变,成四禅行。以得定意,不舍大悲,智慧方便,究畅要妙,通三十七道品之行。……于是三女,严庄天服,从五百玉女,到菩萨所,弹琴歌颂,淫欲之辞欲乱道意。三女复言:“仁德至重,诸天所敬,应有供养,故天献我。我等好浩,年在盛时,愿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菩萨答言:“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无常,而作妖媚,形体虽好,而心不端。譬如画瓶中盛臭毒,将以自坏。有何等奇,福难久居,淫恶不善,自亡其本,福尽罪至,堕三恶道,受六畜形,欲脱致难。汝辈乱人道意,不计非常,经历劫数,展转五道。今汝曹等,未离勤苦。吾在世间,处处所生,观视老者如母,中者如姊,小者如妹,诸姊等各各还宫,勿复作是曹事。”菩萨一言,便成老母,头白齿落,眼冥脊伛,柱杖相扶而还……(菩萨)忍力降魔,鬼兵退散,定意如故。整个降魔成道情节在多数石窟中的艺术形象上突出了佛的坚韧正觉之力,而代表着魔道力量的魔女等形象也制作得极为生动,对比明显,突出了佛的济世信念。 

  北朝时期,佛传故事中的降魔成道图像在各大石窟建筑中多有出现,且多以浮雕、壁画的艺术形式展现,佛与群魔形象的鲜明对比给人震撼之力,使观者在欣赏视觉艺术形象的同时,置身于一种强烈的同感原境当中,从而产生宗教情感上的共鸣。从另一方面看,用如此频繁的艺术表现降魔成道故事,也正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此济世观念的认可——佛对众魔的降服也正是他将来要对苦难中的现世人们要做的工作。如云冈石窟第6窟主室西壁的降魔图,构图形式严谨合理,主佛作跏趺状,施无畏印,带有火焰型背光。周边则满布众魔军,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形象更加怪异,猪马牛、熊首等各种形象俱全,或拖山抱石,或持弓舞剑、捉蛇等,另有三魔女极尽魅惑之态。魔军种种行为的喧嚣躁动与主佛法相庄严的形象正好形成了强烈对比,以突出佛决心济世所具有的坚韧正觉之力。 

  莫高窟北周第428窟北壁中层的降魔成道与北魏第254窟的构图相同,只是魔兵众妖没有第254窟那么多,但构图比第254窟更加对称均衡。妖魔鬼怪的形象比第254窟更加狰狞可怕。莫高窟第254窟“降魔成道”图绘在主室南壁中层,高1.68米,宽1.45米,面积约2.4平方米。画面正中已成道的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佛坛,背有火焰纹头光和身光,左手执衣裙,右手作指地印,神态泰然,镇定自若。左下侧魔王波旬率三个女儿,以美色引诱释迦牟尼。三个女儿,姿态相异,搔首弄姿,千娇百媚,顾盼有情。企图以女性的魅力,诱惑、动摇释迦牟尼的意志。释迦牟尼毫不动心,以其法力将左侧的三个美女,变成了右侧皱纹满面,头面干瘪,白发覆顶的老丑嫫母,又由老丑嫫母变成白色骷髅。画面上部,释迦牟尼的两侧是魔军众妖,牛头马面,虎口羊角,象头人身,奇形怪异,狰狞凶恶,杀气腾腾,或张弓搭箭,或操戈持剑,或吐火放蛇,企图用武力征服释迦牟尼。佛坛下面,有伏地叩头,长跪合掌的魔兵,表现魔兵战败,向释迦牟尼伏首乞求,皈依佛门。画面对称均衡,动静结合,故事情节传神生动,以魔兵众妖的凶恶丑态和惊慌失败,来衬托释迦牟尼的坚定镇静的济世决心和胜利。

 

三、初转法轮中的济世观念 

  佛徒称成道后初次宣传他的学说为初转法轮。法轮出自一个传说,谁能统治全印度,就会有“轮宝”出现,它能无坚不摧,无敌不克,得到“轮宝”的统治者便被称为“转轮圣王”。把佛的说法称为“转法轮”,即含有这种意义,同时也显示释迦所悟为最高原理。佛传故事的初转法轮情节表现的是,佛在成无上正觉之后来到鹿野苑的苦行林中,教化此前离弃他的五位比丘。该故事情节实际上体现了佛的宽宏心怀与有教无类的济世观念。 

  其时,五比丘由于不相信佛的成道信念而约定对其视而不见,但已成正觉的佛显示出了无比庄严的法相,令五人恭敬之心油然而生,但他们的表现仍然差强人意,佛指出他已修成正觉,再直呼其名不合世俗礼仪规范,更何况在庄严的佛国世界。《过去现在因果经》记载: 

  尔时世尊语乔陈如等言:“汝等莫以小智轻量我道成与不成,何以故?”行在苦者,心则恼乱;身在乐者,情则乐着。是以苦乐,两非道因。譬如钻火,浇之以水,则必无有破暗之照。钻智慧火,亦复如是。有苦了水,慧光不生。以不生故,不能灭于生死黑障。今者若能舍弃苦乐,行于道中,心则寂定,堪能修彼八正圣道,离于生老病死之患我已随顺中道之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陀观察五人已具备修行佛法的根基,便悉心开示教导,为他们讲解了《转法轮经》和《无我经》之后,五人皆成就了圣人的最终理想,即阿罗汉,由此体现佛陀济世救人的博大胸怀。 

  此故事情节在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中多有出现,如敦煌壁画北魏的251窟、263窟,西魏的249窟、288窟、285窟,北周的428窟,克孜尔石窟的207窟,麦积山的127窟,云冈石窟第6、12、38窟,龙门石窟的古阳洞等窟均描绘了该故事情节。这其中以云冈石窟第6窟初转法轮的说法图最有代表性,对后世的说法佛像雕刻影响深远。图像位于洞窟东壁,窟龛内主佛褒衣博带式袈裟,趺坐说法,举右手,左手施说法印,左前雕刻象征三宝的法轮及鹿,龛外两侧雕刻五比丘及其他听法弟子。 

  此情节在石窟中的多种艺术表现,五比丘皈依佛陀反映出文化的认同与融合,同样给观者带来强烈的情感震撼与共鸣,激起人们聆听学习圣法的心志,以艺术形象宣传佛教的目的在于使人人信佛。“欲使人人信佛,仅凭讲说佛经不够,必须通过雕塑和绘画佛像,才能‘美其华藻,玩其炳蔚,先悦其耳目,渐率以义方’。观者看到佛像,如走进了佛国世界,‘人佛相交,两得相见’。无意中可诉之于观者之高尚情绪,观者会为那高尚的优美感所陶醉,在艺术美感的潜移默化中,心志升华,顶礼膜拜佛教”,从而皈依佛法以解救此世的无休苦难。 

  佛教思想中的济世意义不止体现在北朝佛传故事的艺术形象当中,而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有显著体现,这也是北朝时期佛教救济事业得到明显发展的思想动因。随着佛教思想在北朝社会各阶层间的广泛传播,人们对佛传故事图像艺术所表现出济世观念的目的和意义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表现,这从当时很多造像碑记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佛教自东汉之际传入我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渐渐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逐步走上了中国化、民族化的道路,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北朝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释融合的多元文化形态。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除了在北朝时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之外,也有济世思想文化本身的共同之处。佛教神灵世界的图景,佛国神祇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都可以在还远未成为社会和世界主人的众生的心灵呼唤中,在永不停息的人生追求中,找到答案。通过对北朝时期的佛传故事图像艺术的搜集、考察,可以看到,佛传故事图像艺术表达的是佛教信徒的美好愿望,即对佛教中福报思想的体现,这也是人们对佛教济世观念的认可。佛教中的福田济世观念在汉译佛教典籍中也有丰富的表现内容,如东汉时译的《佛说作佛形象经》、梁代释宝昌所编《经律异相》。 

  从上述记载来看,北朝佛教艺术行为预设的济世对象涉及世俗生活中的各阶层人群,在宗教文化识别传播中运用人物、走兽、花鸟、器物等形象,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象征及谐音等表现手法创造的美术形式,注入了寓福吉祥、驱邪避灾之意,它符合人们共有的追求祥和、康泰、喜庆的审美理想和情感需求;以物寓意、物吉图祥,主题突出,构思奇特,极具装饰美感,集中表达了人们健康向上的进取精神和美好心愿,所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与喜庆场合之中。中国宗教文化识别具有传统悠久的特性和浓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它是各种视觉艺术发展的推动力,佛教济世观念在佛教造像记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人将自己对世界秩序的愿望,对人生目标的追求,通过非世间的形式建立起来,反过来约束人世间的行为,为人的追求创造一个可以超越世间法的环境。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由此可见,在佛教弘扬佛法过程中通过“即世而出世,人世而济世”的精神,将佛教慈悲利他的济世观念,借助相应的佛传故事图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行之有效的帮助;并抓住济世观念这个根本理念,使佛教真正做到与社会大众的文化融合认同,得到持久长足的发展,从而共同缔造出美好的人间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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