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佛教文化艺术网!

加入收藏  丨  联系我们

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的现状与保护

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是专门为拉卜楞寺主嘉木样大师起居和举行盛大典礼时的奏乐。与一般的音乐项目不同,“道得尔”音乐根植于深厚的宗教文化生态中,它的产生、发展变迁、传承与保护都不能脱离宗教文化土壤而独行,藏传佛教文化生态和安多藏区社会的客观环境决定了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在今天和以后能否有效保护并健康传承下去。

  一、扑朔迷离的佛殿音乐“道得尔”内涵

  关于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项目的名称与基本内容,各界目前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佛殿音乐俗称“道得尔”,“道得尔”就等同于佛殿音乐。甘肃省递交的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书”就持此立场:“拉卜楞寺佛殿音乐是专门为拉卜楞寺主嘉木样大师起居和举行盛大典礼时的奏乐,在安多地区俗称道得尔。”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佛殿音乐并不能等同于“道得尔”,佛殿音乐是拉卜楞寺各种音乐形式的总称,其中包括但并不止于“道得尔”。佛殿音乐和“道得尔”是一大一小两个不同概念。郝毅的《中国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道得尔”音乐研究》中提出:“道得尔”是佛殿音乐的早期称谓,但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现在已经不是所有佛殿音乐的总称,而是同法乐队音乐、法舞音乐、藏戏音乐、诵经音乐等其他音乐形式“等同隶属于佛殿音乐之内”。道得尔演奏“一般局限于寺主嘉木样大师在佛殿内祭礼朝拜、受贺摩顶、起居迎送等仪式上”,“其乐队本身具有明显的礼仪性和娱乐性,即使参加某种宗教活动,也主要是烘托气氛,步入仪仗之中,不参与法舞、法乐及诵经这类纯宗教音乐的演奏。严格的说,它更倾向于礼仪乐队。这个乐队的任务是专门负责迎送嘉木样活佛本人参加的各类佛事活动,如纪念日、法会、或本人出入寺院,以及由他本人参加的贵宾迎送仪仗等等。故亦称为‘嘉木样乐队’或‘嘉木样礼仪乐队’。”[1]

  拉卜楞寺道得尔乐队的僧人认为,“道得尔”只有和嘉木样活佛的各种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奏乐才称为“道得尔”音乐,而其他法事活动中的音乐并不能称作道得尔,并明确指出晒佛节、七月法会、亮宝法会等宗教性活动中,道得尔乐队不吹奏。另外,2004年由中国唱片公司成都公司出版的《圣地梵音》VCD光碟中收录了八首拉卜楞寺乐曲,道得尔乐队的管子主奏者明确指出只有第二首《八十位成就者颂》和第五首《巴火尔》是道得尔音乐,而这两首曲子都在曲名后明确注明是“迎宾乐”,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道得尔乐队的乐僧对“道得尔”的概念的认知。

  二、不同版本的“道得尔”起源说及其沿革与变迁

  关于道得尔的产生时间和历史,并无明确记载,只能从各种文献的零星记载中窥得一二。目前存在两个不同版本。一种观点认为自拉卜楞寺成立之初,即第一世嘉木样大师时期已有佛殿音乐,后在第二世嘉木样大师时期初建正式乐队,又经后面几代嘉木样大师的不断完善,形成了今日风格的道得尔音乐。

  按此种说法,公元1708年,一世嘉木样从西藏返回途中,随行的人因为连日奔波,疲惫不堪,禀呈嘉木样大师希望能演奏音乐来缓解旅途中的疲劳,大师体恤众人,于是便说:按佛规是不应该奏乐的,你们要奏就奏吧。1710年寺院第一座建筑物闻思学院建立时,曾举行盛大庆典,“当时演奏的乐器以唢呐为主,曲目有传统宗教曲‘黎明晨曲’、‘卧寝曲’,即藏语文中的……等五十余首曲调。”[2]这一段资料来源不详,作者也称其为“传说”而非“史料记载”,是一种“推算”,作者在引述这段传说时罕见的提及了具体的乐器、乐曲名称以及乐曲数量,可惜没有进一步指明这些说法出自何处或何人之口,否则也许会为厘清这段历史提供一些重要线索。到了二世嘉木样时,酷爱音乐,在位时拉卜楞寺的音乐艺术较为盛行,这一点在阿莽·班智达·贡却坚参的《至尊贡唐·丹贝仲美大师传记》[3]中有着明确记载:“由公私各方敬供二世嘉木样之风俗照常,在席间双方对辩……,持有各种乐器的僧侣演奏优美动听的音乐等活动”。二世嘉木样“在各学部特别设有音乐学科,还建立了法乐队。”将音韵列入学习体系中。另外,郝毅在《中国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道得尔”音乐研究》一文中,曾有如下记载:“……据说嘉木样二世回归时,带回了清廷赐送的乐师。这一点郎仓·开智布格加措亲口说过:二世嘉木样时期确有蒙古僧侣在拉卜楞寺演奏笙和笛子。笙笛为道得尔乐队中主要吹管乐器。”[4]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道得尔乐队实际成立于四世嘉木样时期,也就是清咸丰六年至民国五年之间,此说法见于才让当周的《拉卜楞寺道得尔乐队及其乐谱》:“这种说法是据安多南特(安多藏戏)创始人郎仓·开智格来合嘉措(1890-1988)活佛亲口所述。他说:道得儿乐队是在四世嘉佛时期所建。道得儿乐队所演奏的乐曲来源于山西五台山黄庙。乐器是四世嘉佛应阿奢科尔沁哈许(今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香科尔沁旗)亲王之邀、临别前所赠。”[5]据记载,四世嘉木样大师十分喜爱音乐,他自己能够演奏多种乐器,特别擅长扎聂琴,创作的弹唱曲至今广为流传。在他掌管拉卜楞寺期间,曾前往北京雍和宫,返归途中有寺院为表虔敬之心,敬送数名乐师跟从,这些乐师在来到拉卜楞寺后,为嘉木样进行礼仪音乐演奏,并协助寺院乐队进行调整和训练,使乐队趋于完善,具有了一定规模。郎仓·开智格来合嘉措活佛所述建立在四世嘉木样大师时期的道得尔乐队,应该就是指经过外来乐师训练调整后的道得尔乐队。

  对两种观点进行梳理之后,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其实是一条历史线索上的不同截点,并不矛盾,实际上是道得尔乐队的不同发展变迁时期。再到后来五世嘉木样时期,道得尔乐队又扩大了编制,并在原来乐器的基础上,加入了扬琴、蒙古四胡和三弦等,五世嘉木样还倡导和支持安多藏戏演出,道得尔乐队为其伴奏,引起很大反响。1952年六世嘉木样坐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拉卜楞寺的正常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很多庙宇、僧舍、佛像被砸毁,僧人被强制还俗,六世嘉木样本人也还俗到夏河县农林工作站工作。文革之后,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落实,1980年拉卜楞寺院重新开放,同年11月,为迎接十世班禅大师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亲临拉卜楞寺,六世嘉木样大师授意组建新的道得尔乐队,短期培训了5名僧人,组成临时道得尔乐队,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重新发声。此后,在六世嘉木样的亲自关怀下,乐队由5人扩展到12人,随后增至17人,到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2007年时,乐队人数已增至21人。

  佛殿音乐“道得尔”的主要功用是“专门为寺主嘉木样大师起居和举行盛大典礼时”而奏,其核心服务对象是嘉木样活佛,因此历届嘉木样的兴趣偏好自然会对道得尔乐队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反过来,拉卜楞寺的佛殿音乐也是对嘉木样活佛文化的侧面反映。

  三、佛殿音乐道得尔的乐队编制情况

  关于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的乐器使用情况,较早的研究是万玛多吉《拉卜楞寺佛殿乐沿革试析》,他提到一世嘉木样在行程中体恤随从,允许奏乐解除疲劳的传说,并指出“当时演奏的乐器以唢呐为主……”[6]由于文章并未指出其观点的来源根据,所以并不能因此确定究竟在一世嘉木样时所使用的有哪些乐器,但根据之后资料的记载,可以判断当时的乐器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配置。

  一世嘉木样去世之后,寻访并确认转世灵童,并在藏历水猪年(1743)秋天迎请二世嘉木样活佛入寺坐床。关于这一欢迎仪式在《久美昂吾传》中有如下记载:“在无边无际的迎送队伍中,在宝伞、胜幢、彩幡等无计其数的佛教供器和箫、笛、号、弦、螺、鼓、钹等各类乐器的齐鸣声中,宛如能入无垢的阿罗汉们,抵达三宝林园……”[7]这是早期关于拉卜楞寺道得尔乐器较为详细具体的记载。

  根据《拉卜楞寺寺志》记载,到了二世嘉木样掌寺时期,二世嘉木样赴藏学法,在获得最高的“格西”学位后,西藏噶厦政府授予他“格旦丹比萨协班智达诺门罕”称号,并“赠送了服饰、伞盖、乐器、乘骑等堪布(寺院主持)用具全副……。”返寺后,嘉木样二世设立了法乐队。在《金瓦寺目录》、《至尊贡唐·丹贝仲美大师传记》两部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对佛殿乐的演奏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记载。“由公私各方敬供二世嘉木样之风俗照常,在席间双方对辩……,持有各种乐器的僧侣演奏优美动听的音乐等活动”[8]。可见,在1798年前后,僧侣的音乐活动已是很普遍而盛行的事。又“大金瓦寺落成后,举行了盛大的开光典礼……,同时伴有弹拨琴、洞箫、笛子、唢呐等乐器的合奏” [9],若将此条信息与上一条信息结合起来看,“弦”、“弹拨琴”应为扎木聂,则可以推测在嘉木样二世时,道得尔乐队中至少已有扎木聂、箫、笛、唢呐、法螺、鼓、钹这些乐器。今天拉卜楞寺文物陈列馆内仍然保存着二世嘉木样大师从西藏带来的玉笛、扎木聂、镶银唢呐、法螺等乐器,是对文献记载的很好印证。

  “四世嘉木样大师,风度高逸,雅好音乐”,“其生活极为讲究,好音乐,晚年尤甚,常招诸侄女侄孙至别墅中奏乐,举行康藏歌舞,而亲自指导焉。”[10]他自己能演奏多种乐器,对“阿日扎聂”琴尤为擅长。四世嘉木样曾朝觐五台山归途中带回沿途寺庙敬送的几名乐师,从而对拉卜楞寺原有的乐队进行训练,大大提高了拉卜楞寺佛殿音乐的水平,可惜的是,这一时期所使用的乐器情况暂未见可信史料的提及。

  五世嘉木样时期,道得尔乐队又扩大了编制,发展到24人,并在原来乐器的基础上,加入了扬琴、高胡、蒙古四胡和三弦等乐器。

  文革期间,拉卜楞寺正常宗教活动停止,佛殿音乐一度消失,直到1980年重新开放,为迎接班禅大师,第六世嘉木样授意短期内培训了5名乐师,组成临时的乐队。

  此后,道得尔乐队得到扶持壮大,目前,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的主要乐器包括:竹笛、笙(十七簧)、管子、主管(当钦)、九音云锣(即十面云锣)、骨笛。由夏河县文化馆主要负责编纂的《夏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曾记录:“主要演奏乐器由主管(当钦)2人,笙2人,管子2人、九音云锣2人、钹2人、海螺2人、骨笛1人等,乐队组成共21人,从拉卜楞寺院的六大学院僧人中选调,即闻思学院(大经堂)10人,其他五大学院各2名,除此之外,再从全寺僧人中乐器技艺高超者选出1人。”

  这一段话见于很多研究拉卜楞寺的文章之中,摘来转去,却并不更加详细的进行说明,所以容易造成一种误解,认为拉卜楞寺的道得尔乐队编制是固定的模式,实际上不同的历史时期乐队组合方式并不相同,而且同一时期,根据场合和环境的不同,道得尔乐队的编制和乐器组合形式也较为灵活。如果是在户外的大型庆典迎送场合,乐队的人数就会相应增加,反之如果在室内或是小型活动则会适当缩减,而且僧人也并非只能固定的演奏某一种乐器,可以根据需要适当进行调整。

  四、佛殿音乐道得尔的曲目和藏谱情况

  拉卜楞寺目前仅发现十首手抄藏文古谱,个别乐僧手中有手抄本。现知有两个版本的手抄本,一个版本有八首乐曲:《姜怀希索》、《万年欢》、《喇嘛丹真》、《智钦家居》、《仁钦恰尔帕》、《巴华尔》、《投吉钦宝》、《曰吾则阿》。另一个录有十首谱子的手抄本,比八首的版本多了《孝卡玛尔》和《堆澎》两首谱子,其余曲谱名称完全相同。由于藏语译成汉语的过程中采用音译,又没有统一规范,所以不同的研究者所使用的汉译名称不尽相同。

  道得尔乐队的成员称这种藏文乐谱为“切冈来”谱,是一种用藏文书写的工尺谱,由藏文字母和一些符号组成,以藏文的字母来代表汉字的工尺谱。乐谱采用固定唱名的方式,记录旋律的骨干音,不设板眼,但有句读,与汉族的工尺谱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其独创的地方。乐谱的特点决定了这种音乐在传承过程中,需要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才能完整的进行教授,乐谱可以辅助记忆和教学,却很难独立传承。受每一代乐师理解力和水平的影响,在经过了长久的传承之后,现在口传心授传下来的的乐曲已经和谱子上记录的曲子有很大的不同。

  目前拉卜楞寺乐队仍能演奏的曲目有《姜怀希索》、《万年欢》、《喇嘛丹真》、《智钦家居》、《仁钦恰尔帕》、《投吉钦宝》。

  五、佛殿音乐“道得尔”的寺院传承

  佛殿音乐“道得尔”的传承是标准的寺院传承模式,即以佛教信仰为基础,由寺院统一管理并组织活动,应用于佛教相关活动的传承模式。从音乐功能上来看,“道得尔”用于与寺主嘉木样的各种佛事活动紧密相关的特定场合,服务于特定的佛事活动需要,以音乐形式表达和营造佛教庄严肃穆和超然的意境,唤起教众对佛、菩萨的恭敬之心,进而产生慈悲感念,感化众生,便利弘法,并非单纯的音乐活动,而是整个寺院修行弘法的组成部分。

  从组织形式上看,“道得尔”的队伍组成、参与活动和训练传承等安排遵循着由上而下的运行模式,首先由拉卜楞寺委派寺管会管理道得尔的相关事务,然后由寺管会统一进行人员筛选,安排师徒传承。在特定的场合及活动中,再由寺管会统一组织道得尔乐队进行演奏。当然,老乐师向新乐师传授演奏技能师徒传承的过程仍是口传心授的师徒传授行为,但整个道得尔的传承模式仍是统一、有组织的寺院传承模式。

  拉卜楞寺道得尔乐队从最初成立至今已历经六代,在乐队新成员的选拔与培养上形成了一定之规,新成员由拉卜楞寺统一组织挑选,乐感好的优先,道得尔巴必须从六大学院的僧人中选拔,不能有俗人担任。进入道得尔乐队的僧人被称为“道得尔巴”,音乐的训练由年龄较长技艺较高的道得尔巴担任,按照道得尔谱的要求严格进行。除了必要的乐器学习、演练和正式的奏乐活动,其他时候,他们多会在各自的扎仓里诵经、学习、修行。

  据《拉卜楞寺佛殿乐沿革试析》一文记载:“佛殿乐队自正式建队至今已历经六代。他们的传承关系是:每代都由拉寺统一组织挑选聪明机智的青年僧侣后,以师带徒,学成就职承担演奏员,年迈的退居修善,不再担任演奏员。属接续型的传承关系。第一代乐队从乐师到队员思想保守,集训合乐都在规定的地点进行,禁止外人接近。经多次采访,还是未能调查到他们的姓名。第二代负责人是扎油托布周,系拉寺喜金刚学院僧侣,从小天资聪颖,酷爱音乐。他用过的乐器至今保存在拉寺文物馆内。第三代由扎油擦丑、旦巴(托布周之弟子)、宗哲、韩措等20余人组成。第四代为索南木、加样等人,第五、第六代均为20余人组成。”

  至2012年笔者前往田野调查之时,道得尔乐队共有成员24人,分别为:成来加措、宗者加措、老者金巴、扎西加措、(中)成来加措、(中)宗者加措、(小)宗者加措、金巴加措、次成加措、索巴加措、洛桑加措、加洋次成、索南加错、贡去乎加措、毛兰加措、(小)贡去乎加措、久美加措、(小)金巴加措、(小)久美加措、亚热加措、(大)加洋加措、(小)加洋加措、旦巴加措、(小)成来加措[11]。其中,年龄最小的(小)成来加措在调研时为18岁,是拉卜楞寺道得尔音乐成功申遗后加入乐队的新成员。2009年,成来加措(67岁)被评选为“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项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如前文所述,拉卜楞寺在藏区特别是安多藏区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广大民众心中的一方圣地,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也处于核心位置,国家和地方对拉卜楞寺的事务会较为重视,这对于寺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而从内部机制上来说,佛殿音乐“道得尔”存在的内在需求依然存在,寺庙中和嘉木样大师相关的各项活动仍需要音乐增强仪式感,所以会以寺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模式进行传承。另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拉卜楞寺道得尔乐队受到国内外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多次受邀前往国内外进行展示和交流,这些都是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保护与传承的利好因素。


|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战略合作 | 版权声明 | 咨询服务 |
版权所有:全球文化发展(北京)中心 京ICP备16000629号-4 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