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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脉象独步千年

西安鼓乐是目前已知保存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较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许多古代音乐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味”,或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但西安鼓乐却传延千年,且保存得相对完整,几乎未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和世俗的浸染,它所保存的丰富的中华文化传统和符号,印证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极具学术研究价值。

  “如今我们已很难有机会聆听原汁原味的古代音乐了,许多古乐仅剩曲谱、词,抑或历经多次编排,因此,西安鼓乐不仅具有极高的音乐学术价值,而且在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如是说。

  西安鼓乐的谱式属俗字谱,乐谱与我国南宋初期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所用字谱十之九同,与唐“敦煌曲谱”也基本相似,其中不少乐曲与唐教坊曲同名、同宫、同调、同风格、同律制。现在古乐社尚能演奏的《望月婆罗门》、《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鹊踏枝》等都与唐代文献记载曲名吻合。

  穿越历史的文化符号

  2011年初秋,时任西安博物院副院长孔正一带领记者参观“长安古乐陈列馆”时,正巧碰到西安佛乐社的艺人正在练习古乐,乐声荡气回肠。孔正一告诉记者,自1949年以来,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各类文物(金、银、铜、陶、石、木、瓷品)中表现唐代歌舞、乐伎造型的器物非常多,可以千计。2003年,西安小雁塔收集到的一套唐代会昌二年(842)的经幢底方座四侧,有八个生动的乐人供养浮雕,清楚地分别刻画出抚琴、弹琵琶和阮,吹笙和笛、敲鼓、持拍板和一位舞者。这件文物同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汉白玉、压阶石残块侧面弹琴、弹琵琶、吹笙三人刻像如出一辙。

  2004年,在西安东郊又发掘了一座盛唐时代的贵族墓葬“唐金乡县主墓”,墓中出土了一套骑马乐俑,个个手持乐器,且走且奏。除有西安鼓乐现存乐器外,还有两件失传乐器匏和竖箜篌。由于是写实雕塑,可以从这些俑手持的乐器陶型上,清楚地辨析出唐代古乐的大致形制。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完好保存着1200年前的唐传乐器,显示出当时中国器乐演奏的繁荣和制作的工艺水平。”日本公益财团法人群马考古文化研究所所长、音乐考古学家石守晃告诉记者,正仓院保存的唐代乐器之一是金银平纹琴,通体施精美的金银平纹饰,轸、足为象牙制,琴底凤池内有“乙亥元年(735)季春造作”的字迹;之二是螺钿琵琶(包括琵琶拨子),其背面嵌螺钿花纹,面板装有捍拨,上绘一白象,四人骑坐奏乐;之三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其捍拨处贴玳瑁薄片,上面嵌骆驼载胡人弹琵琶图像;之四螺钿紫檀阮,其圆形捍拨上,绘有花下弹阮图像;之五刻雕尺八,通体雕刻精美花纹和四女像;之六漆竖箜篌残件,有槽、颈、脚柱、响板、梁等部分。此外,日本正仓院还保存有《天平琵琶谱》一页,是天平十九年抄本,相当于唐玄宗天宝六年(747),乐谱所用符号和记谱法与《敦煌曲谱》相似。  

道曲、佛乐源远流长

  长期从事西北道教研究的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道教研究中心主任樊光春认为,西安鼓乐同道曲渊源深厚。音乐是道教斋醮仪式的重要部分。北魏时,寇谦之将道经直诵改为音诵。到了隋代, 由宫观向社会各层面普及,并进入宫廷,定名“法曲”。演奏法曲所用乐器有铙、钹、钟、磬、幢箫和琵琶。隋末起,琴、阮等乐器用于斋醮之中。唐代,乐工在隋代法曲的基础上制作道调。《祈仙》、《望仙》、《翘仙》等被作为朝廷的祭神乐章,于长安各宫观斋醮时演奏,并成为宫廷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霓裳羽衣曲》将诗歌、器乐与舞蹈相结合,表现出浓厚的仙家意境。西安鼓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道曲”,分为乐曲和道赞,是长安道教文化中的音乐。

  

  “道教音乐,源于古代宗法祭祀、信仰所建构的礼乐文明。这一文化现象,是我国传统固有的敬神、礼神、悦神、赞神的宗法礼教及遗风。”2015年3月,在北京白云观中李信军道长对记者说。

  道教音乐,追求自然、恬淡、空灵、虚静,彰显出不为物累、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听之有漫步云际、天人合一之感,品之则有返朴归真之念。无论是庄严肃穆的赞颂神仙、飘渺恬静的心性修炼;还是威严雄壮的仰启天真或悲叹垂怜的追荐亡魂,不同情感的经韵、经词都有相对应的韵律形式来抒发。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认为,中国古代寺院建筑的形制等级与皇宫建筑几乎是一致的,也有许多专家认为,西安鼓乐中众多佛教乐曲保留了唐代宫廷燕乐的痕迹。终南山佛教律宗祖庭净业寺住持本如法师告诉记者,汉魏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音乐也大为盛行。最初的佛教音乐“法乐”,大都来自西域的龟兹或天竺等国。到南朝的齐、梁两代,开始利用“清商乐”为佛教服务。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唐代的“法曲”。

  西安鼓乐中的梵乐以吹奏、敲打、唱念、舞蹈、赞偈、手印、供养等多种形式,完成了由恭迎、沐浴、皈依、礼赞、和乐构成的完整套曲,乐声清澈流畅、古朴庄严,堪称“千年不断的活态传承”。

  佛教乐曲有经韵,即梵呗,是念诵性的歌唱,还有以管子主奏的鼓吹乐和锣鼓乐。佛教乐曲的演奏形式有“坐场”(即坐乐)与“行香”(即行乐)两种。“坐场”一般用于寺院佛事、法会和经堂的演奏。“行香”一般在祈雨、迎佛的行进途中演奏。即使是寺院相传的专用佛曲,也带有浓郁的民间音乐色彩,像《五声佛》、《西方赞》一类乐曲,民间乐班也常常演奏。唐代寺院常常举行盛大的仪式,如祈福、设斋等。韩愈“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的诗句,描绘了当时佛教乐曲对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  

礼乐文明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利用“礼”教与“乐”教,形成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儒家认为,音乐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有情感纯正、节奏高雅、能够体现道德教化的乐曲才能荡涤邪秽,动荡血脉,流通精神。因此,树立健康人格的途径之一就是听雅乐。

  “礼乐的表达需要有一定的形式,玉帛荐献、进退揖让,黄钟大吕、干戚羽旄是礼乐之美,但是欣赏盛美的仪式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欢,更重要的是要体会礼乐文明引领人向善的本义。”西北大学教授、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扬举表示,《礼记·乐记》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这些论述旨在说明,礼乐教化在人们修身治国与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古代中国文化主要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也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礼乐文明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理念,造就了孝亲睦邻、敬业乐群、尊师敬长、礼贤下士、温良谦恭、平和中正的君子风范。

  关中之地素来是传承中华礼乐文明的重镇,这里的“礼乐”不是僵化的仪式,而是人在自然的生活中长期培育出来的一种与天地万物相沟通的状态。仰观华山高耸,俯瞰渭水滔滔,四方是酝酿出中华文明的富饶大地,眼下是四季分明的良辰美景,这正是一方之“物”,对这些物象的感触,一旦综合在一个民族的胸臆之间,便成就了一种节拍、一首乐曲、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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