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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音乐研究

佛教音乐,作为弘法的舟楫,历来为高僧大德所重; 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也被海内外音乐学者视为瑰宝。20世纪对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世纪初至30年代 是音乐学界极个别有识之士,“发现”和 “初识”佛教音乐的阶段。由于长期以来传统的佛教音乐,或传承于佛门内部,或流播于社会下层,素不被上层社会人士所重,视为 “下里巴人”。尤其是活动在民间的艺僧们,虽身怀绝技,但在佛门内部,一贯被视为不重修行的“应酬僧”,在社会上,更被视为 “吹鼓手”。所以,20世纪初以刘天华为代表的音乐学家对佛乐的关注,是一种富于远见卓识的行为,是对当时轻视、漠视佛教音乐的社会氛围做出的挑战。刘天华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记录的《佛乐谱》,是中国音乐学家已把佛教音乐列入研究范畴的一个标志。但其后中国大规模内乱外患,使这一刚刚开始的工作停顿了将近20年。 

  第二阶段 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1947年,在原晋绥解放区文联音乐部工作的解放区音乐工作者亚欣同志对山西五台山的佛教音乐进行了初步的收集工作。由于当时正值战争年代,又没有录音设备,所以,此次涉及五台山青庙、黄庙及 “八大套”等传统佛曲的记谱工作,就格外显得珍贵,保存了一批重要史料。

  50年代中后期,佛教音乐的采集、整理工作开始形成规模并进入了第一个高潮。各地音乐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对佛教音乐的探索,不但收集、整理、记录了一大批佛教音乐的原始素材,并试图超越纯记录的阶段而从宗教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宗教音乐进行稍深一层的考察。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研究成果是潘怀素、杨荫浏、查阜西诸先生对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考察和研究。他们的研究和宣传不但使这一古老的被湮没多年、濒临灭绝的音乐瑰宝得以光扬中外,得到世人的重视、赞叹,并且对全国的音乐学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震动,使许多音乐工作者从此知道,在庙宇的高墙内,还有如此美妙动听的音乐。可以这样说,以杨荫浏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民族音乐理论家对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整理和研究,真正开创了佛教音乐研究的学术范畴,从此带动了一大批音乐工作者投身到这一行列。有关智化寺京音乐研究的主要成果,曾以注明“本书系初步资料、仅供参考” 的油印本形式发表在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室” 的采访记录第1号( 《智化寺京音乐·一》,杨荫浏、查夷平,1953.1.1~4日)、第5号 (《智化寺京音乐·二》,简其华、王迪、杨荫浏,1953.2. 9~14)、第21号 (《智化寺京音乐 ·三》,杨荫浏),此外,还有潘怀素以 “思白”的笔名发表的 《略谈智化寺的京音乐》(《光明日报》,1953.2.23)、《京音乐的历史性与艺术性》( 《现代佛学》,1954. 6) 等。除智化寺京音乐外,杨荫浏还曾于1956年带队赴湖南省进行音乐普查,对湖南省的佛教音乐进行了较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亲自执笔撰写了《佛教禅宗水陆中所用的音乐》 (油印,录》 (1958年民族音乐研究所油印,1960年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佛教禅宗水陆中所用的音乐》 一文对 “水陆” 音乐的演唱及演奏形式、“水陆”法事各构成部分对音乐的应用方法、“水陆”中音乐材料的来源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考察,并记录了 《香赞》、《三宝赞》等禅门佛曲20多首的谱例。

  在这些知名学者的带动下,各地的音乐工作者纷纷投入这一工作并陆续出现了一批成果,如中国音协成都分会编、由亚欣、刘世富、巫选文、王兵林、熊冀华、邱仲彭收集整理的《寺院音乐》一书在1955年铅印出版。书中汇集了峨眉山寺院音乐中 “焰口”、“梵呗”、“禅门课诵”等曲谱104首(其中有重复)、五台山佛教音乐中 “青庙”、“黄庙”等唱诵、吹腔207首 (其中有重复) 及 “八大套” 的全部曲牌。这是至今为止收集佛曲数目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本谱集,可视为这一阶段佛乐研究工作的代表。此外,还有《陕北葭榆宗教音乐散编》(音协西安分会编、何钧、樊昭明、李石工收集整理,1959年油印) 等有关地方性佛教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的成果出现。

  佛教音乐研究的第一个高潮的特点是:一、由专业音乐工作者用民族音乐学的传统方法 (主要是“田野工作”式的方法,包括记谱、记词、社会调查、乐器的绘图测量等) 进行工作。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一般是只记谱,没有录音。二、由于大部分音乐工作者对佛教的教义、仪轨等缺乏了解,所以,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仅仅是初步的尝试,没有能把“佛教”与“音乐”结合起来研究。大量唱词存在讹字、错字,在释文中亦存在对佛教的隔膜和误解。三、由于50年代政治相对稳定,大部分音乐工作者能够从历史的、客观的角度去观察佛教音乐,强调佛教音乐的“人民性”,试图将佛教音乐纳入“民间音乐” 的范畴。四、由于缺乏对佛教音乐的全面考察而仅将被研究的对象视为 “地区性”、“地域性”的文化,研究者的眼里,只有××地的“佛教音乐”,而无“中国佛教音乐”的概念。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佛教音乐的研究工作进入停顿状态。由于 “左” 的思想影响,“佛教音乐” 被音乐工作者视为禁区,不敢问津。“文化大革命”更对佛教文化造成严重的摧残,曾一度繁荣的佛教音乐研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许多有成就的艺人空度时光。 

  第三阶段 80年代开始,又一次中断了20年的佛教音乐研究开始复苏 1977年9月,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室音乐组就以 “内部资料”的方式重印了1956年《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中的《宗教音乐》部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山西省音乐工作者,推出了 《山西民间器乐曲集·五台山寺庙音乐》(山西音协、山西省文化局编,家滨、建昌记录整理,1980年油印),其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大批以 “选”、“集” 为名的地方性佛曲资料,如 《禅门赞集》 (黄新光、王亨春记谱整理,1983年湖南油印)、《咸阳地区民间歌曲集成·宗教歌曲》(咸阳地区文化局民间音乐编委会编,1981年油印)、《江苏宗教歌曲选》(《中国民歌集成》江苏卷编委会编) 等等。尤其是随着 《中国民歌集成》 和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工作的展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几乎都在收集民歌和民间器乐曲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宗教音乐,许多地区编辑、整理和出版了本地区宗教音乐的专集,为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恢复采风工作的同时,一些音乐理论工作者开始恢复正常的学术工作。陈家滨的《五台山寺庙音乐初探》 ( 《音乐研究》,1981. 2)是80年代佛教音乐研究高潮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文章从形态学的角度初步分析了五台山佛教音乐,提出两个有价值的判断: 一是以保存在寺院中的 《望江南》 曲牌为例,认为 “有可能就是唐代的原曲”;二是一反过去学术界认为佛教音乐“剽窃” 了民间音乐的传统说法,认为五台山佛教音乐是 “源”,而山西 “八大套”是 “流”。反映了音乐理论家求实的精神和勇气。田青的 《佛教音乐的华化》 ( 《世界宗教研究》,1983. 3),则是第一篇超越 “地区性”、“地域性” 的 “民间音乐” 视角,把中国佛教音乐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现象进行历史考察的文章。文章反驳了以往学术界认为中国佛教音乐系 “土生土长” 的观点,梳理了佛教音乐传入中原后华化的历史,并将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相结合,提出唐代佛曲至今仍存的观点。胡耀的 《我国佛教音乐调查述要》(《音乐研究》,1986. 1)把他早期研究的地方视角范围 (《台儿庄地区佛教音乐初探》,山东枣庄市艺术馆油印,1981) 予以扩展,对我国佛教音乐中的法事音乐做了扼要的叙述,并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常用赞呗进行了音乐形态的分析。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将中国佛教音乐与外国宗教音乐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充分反映我国音乐工作者对佛教音乐整体把握力和认识程度的提高,这类文章有管建华、兰光明的 《 “慢弹” 音乐与 “奥加农” 之比较》(《音乐探索》,1985. 1)、田青的 《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 ( 《中国音乐》,1986. 4),前者从记谱法及音乐形态诸方面将四川成都宝光寺 “焰口”音乐中的 “慢弹” 与欧洲天主教音乐中的 “奥加农”进行比较,试图探讨早期多声音乐中的一些问题。后者则从美学的角度,比较了天主教 (基督教) 和佛教(及道、儒)思想对欧洲音乐和中国音乐的不同影响。同时,对地方性佛教音乐的研究仍在进行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方面的文章如: 邢野 《呼和浩特喇嘛教音乐考》(《音乐研究》,1986. 1)、尼树仁 《大相国寺音乐的构成》(《中国音乐》,1986. 4)、郝毅 《拉卜楞寺院藏文谱》(《人民音乐》,1989. 6)、韩军 《五台山佛教音乐》 ( 《中国音乐》,1990. 1)、韩军 《五台山佛教音乐的宫调系统》(山西 《音乐舞蹈》,1990. 1)、刘劼《佛道教音乐在陕西民俗中》 ( 《音乐探索》,1990. 1) 等。对佛教音乐的纵向考察也有较深入的进展,研究者用历史学的方法探索了佛教音乐起源及发展中的问题。这方面的文章如: 谢立新 《中国佛教音乐之初》 ( 《艺苑》,1988. 1)、林培安 《梵呗窥源 佛曲辨宗》 (《音乐艺术》,1989. 3)、赵一德 《云冈佛籁洞与北朝文化》 ( 《文史哲》,1989. 2)、高德祥、吕殿生 《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吹奏乐器》(《乐府新声》,1989. 4)、常嗣新 《云冈第十二窟乐器演奏伎乐天的初步研究》(山西《音乐舞蹈》,1990. 1) 等。

  这一阶段佛教音乐研究的特点是: ①对佛教音乐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考察已经开始,研究者从史学、音乐形态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入手进行研究,使佛教音乐的研究有了全新的面貌。②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对佛教音乐录音、录像,其中一部分录音、录像制品已投入流通,这对保存佛教音乐的历史面貌和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资料。上海音乐学院与上海市佛教协会联合录制的法事音乐录像带和 “中国音像大百科” 录制出版的 “中国佛教音乐系列” 录音带,是这方面的代表。从1987年至今,“中国音像大百科”版的佛乐系列磁带已出版,计有: 《津沽梵音》 (2盒)、《五台山佛乐》 (5盒)、《潮州佛乐》 (4盒)、《重庆罗汉寺焰口》 (4盒)、《常州天宁寺唱诵》(3盒)、《九华山水陆》(4盒)、《云南佛乐》(3盒) 等。这批磁带不但被国内外学术团体和研究者视为中国佛教音乐的 “原汤原汁”而格外推崇,也受到广大信众的欢迎。③佛教音乐的研究已具备 “学科” 的性质,出现了以佛教音乐为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以佛教音乐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出现了少数以研究佛教音乐为事业的专业研究人员,召开以佛教音乐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④在抢救、整理、研究的同时,许多专业音乐工作者和佛教界人士,共同组建了一些佛乐团,这些佛乐团有的全部由过去的艺僧组成,有的由过去的艺僧和专业音乐工作者联合组成。最早成立的北京佛乐团 (1986年组建),曾出访北欧和新加坡,使 “北京智化寺” 的名声远播海外。而技艺高超的五台山佛乐团(1989年组建)在出访香港和英国的演出中,更备受赞誉,佛教音乐迈出国门,走向了世界。⑤出现了音乐专家与佛教界人士、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相结合的可喜现象。这趋势预示了佛教音乐的研究将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显示国内外学者对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国际学术界对佛教音乐的高度重视,1989年3月在香港召开了 “第一届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出席此次会议的国内外学者共27人,发表论文25篇,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关佛教音乐研究的国际盛会,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会议发表的文章有: 法国巴黎大学陈文溪教授 《越南佛教音乐与东亚佛教音乐的比较研究》、法国巴黎人类博物馆民族音乐系主任Mirelle Helffer 《西藏dbyangs:口述传统与乐谱》、法国巴黎大学音乐系讲师皮卡尔《普庵咒的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讲师Raoul Birnbanm《唐代佛教徒观想体验中的声音与音乐》、美国加州大学宗教系主任黎惠伦《古代中国的佛教与娱乐》、美国田纳西大学宗教系副教授Miriam Lever-ing《中国朝暮课诵的传统》、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教授饶宗颐 《从 〈经呗导师集〉 第一种“帝释天乐人般庶歌呗”联想到的若干问题》、香港法住学会会长霍韬晦 《原始佛教对音乐的态度》、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讲师徐佩明《焰口施食科仪结构之研究》、香港浸会学院音乐系讲师叶明媚 《古琴音乐与佛教音乐美学思想研究》、香港民族音乐学会黎健《广府粤乐与佛乐的相互影响》。内地学者的文章有周绍良 《有关明代 〈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刘建昌 《五台山佛教音乐研究》、尼树仁 《大相国寺音乐概要》、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研究》、钟光全《浅论佛教音乐的民族风格及地方色彩》、苏巧筝《潮州庙堂鼓乐》、林培安 《丛林度化观水陆》、胡耀 《梵呗音律学》、王小盾 《佛教呗赞音乐与敦煌讲唱辞中平、侧、断读音符》、张生录 《天津佛教音乐与民间音乐之关系》、何昌林 《对祭礼艺术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的再认识》、田青 《从 〈金瓶梅〉 看明代佛曲》。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中国佛教音乐这一古老文化的内涵与性质,代表了当前国际佛教音乐研究的水平。⑥佛教音乐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宗教政策、文化政策的全面落实,宗教和文化的领导部门对佛教音乐的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1986年10月,《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主编会议特邀田青为各省 “集成”主编作了 “佛教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的方法”的专题报告,正式要求各省在 “集成” 编辑工作中全面收集佛教音乐。1987年9月,“集成”全国编辑部与文化部、宗教局联合在湖北襄樊召开了“全国宗教音乐编辑会议”,研究有关宗教音乐的收集、整理、编辑的问题,文化部、宗教局的领导和有关专家及 “集成” 各省的主编们参加了会议。会议除交流了一批学术论文和讨论了宗教音乐编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外,最后决定将宗教音乐收入 《器乐曲集成》。目前,部分省卷已编完,这部浩大工程完工后,全国范围内的佛教音乐收集工作必将取得前所未有的丰富成果。

  1989年4月宗教界和音乐界开始筹办“中国佛道教音乐周”的活动,为此,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共集中全国佛、道乐团十余个,其中佛教乐团有: 北京佛乐团、天津佛乐团、五台山佛乐团、辽宁千山佛乐团、常州天宁寺佛乐团、九江能仁寺佛乐团、重庆罗汉寺佛乐团、甘肃拉卜楞寺佛乐团、潮州开元寺佛乐团等。虽然音乐周因故未能公开举行,但如此众多的佛乐团于1990年6月齐集京华,在业务观摩中交流汇演了大量曲目,充分显示了中国佛教音乐丰富多彩的内容,说明在党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指引下,全国佛教界人士与音乐界人士近十年来佛教音乐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果。

  进入90年代,佛教音乐的研究仍然欣欣向荣,一批已具有一定基础和经验的佛教音乐专家联合起来,在佛教文化研究机构统筹下,形成了一支佛教音乐研究的专业化队伍。1992年,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协商决定,组建了 《汉传佛教常用唱诵规范谱本》 的编辑小组,小组聘请国内的诸方大德为顾问,全国各地的佛教音乐专家为编辑,在佛教文化研究所的领导下展开工作。现已拿出 “朝暮课诵” 的唱诵规范本之第一批成果,今后还将编辑出版“焰口”音乐大全,“水陆”音乐大全等。这种由佛教机构统筹安排,由佛教界人士和音乐专家联合进行研究的方式,必将为佛教音乐的研究和繁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标志着第三阶段的高潮已经到来。

  今后,在收集、整理、研究传统佛乐的基础上,我国佛教音乐如何振兴、如何适应新时期的变化等问题,已成为现实问题,引起各界的关注和思考。我国传统的佛教音乐,也应该以其常新的面貌出现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中。目前,一些专业作曲家正在佛教音乐专家的指导下创作新的佛曲,并积极筹办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题音乐会。

 
 
  • 田青: 《佛教音乐的华化》,《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3期。
  • 田青主编:《中国宗教音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任继愈 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第116-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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