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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美术的发展演变——以飞鸟、奈良、平安时代为例

众所周知,中国对日本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而佛教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思想文化传播的载体。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与佛教相关的文化也开始生根发芽,佛教美术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日本从飞鸟时代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在寺院建筑等方面效仿中国,以致于当时日本出现了远高于其社会发展水平的寺院建筑与佛像雕塑。这种单纯的模仿一直持续到平安时代前期,直到唐朝安史之乱后日本中止向唐朝派遣遣唐使才告一段落。在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之下,飞鸟奈良平安时代(6-12世纪)日本的佛教美术经历了怎么的发展阶段?各阶段的特点如何?产生这种特点的原因为何?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论述。之所以选取平安飞鸟奈良三个时代为例进行考察,是因为6-12世纪这600年间,中国经历了由隋唐盛世到安史之乱后的战乱四起,这种兴衰变化在研究日本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方面颇具意义。

  一、日本佛教美术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 飞鸟时代(592年-710年)的佛教美术

  公元6世纪,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这给一直信奉神道的日本带来了巨大影响。日本国内就是否接受佛教这一新的宗教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崇佛派的苏我氏战胜了废佛派的物部氏,为佛教顺利在日本传播开辟了道路。飞鸟时代佛教因苏我氏与圣德太子的支持而迅速发展壮大,此时期以首都飞鸟为代表,日本全国掀起信奉佛教、修建寺院的热潮。但由于该时期,普通老百姓不被允许信奉佛教,也被禁止去寺院听讲佛经,故此时的佛教于日本民众而言,与其说是对佛教经典的信奉传播,倒不如说是带有浓郁中国风格的结构复杂、宏伟壮观的寺院建筑与庄严肃穆、金碧辉煌的佛像雕塑更为给人印象深刻。

  飞鸟时代无论是寺院建筑还是佛像雕塑都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首先,在当时结构复杂、宏伟壮观的寺院的建筑是日本所没有的,与同时期日本的建筑水平有着天壤之别。588年开始兴建的飞鸟寺(也称法兴寺)、593年圣德太子牵头建立的四天王寺、607年建立的法隆寺等都是飞鸟时代寺院建筑的杰出代表,大都模仿传承了中国寺院的建筑风格。其次,在佛像雕刻方面则分别受到北魏雕刻风格与南梁雕刻风格的影响。一般认为,北魏雕刻样式具有表情严肃、线条硬朗、左右对称等特点。鞍作止利创作的飞鸟寺大佛表情威严,面带古朴的微笑,给人以超现实的印象。除此之外,法隆寺金堂的释迦三尊、法隆寺梦殿的救世观音均受到了北魏雕刻风格的影响。而中宫寺和广隆寺的弥勒思惟木像则受到中国南梁的雕刻风格影响,弥勒佛面部表情温和慈爱、写实主义色彩浓厚,具有线条柔软、造型多变的特点,也打破了北魏雕塑左右对称的构图。再次,出土于奈良明日香村的高松冢古坟的壁画带有浓郁的唐朝画风,其中的男女群像图与唐永泰公主墓的壁画十分相似,无论是饱满鲜艳的色彩、线条勾勒还是衣着服饰、手持物件都可以找到中国唐朝的特点。

  (二) 奈良时代(710年-794年)的佛教美术

  奈良时代佛教因受到国家的保护进一步发展壮大,朝廷提倡佛教的政策在圣武天皇时达到顶点,不惜倾尽国库兴建寺院,“镇护国家”思想成为此阶段佛教的主要特点。在此时期,日本多次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兼收并蓄、积极热心地吸取唐文化。与此同时,唐朝高僧鉴真受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之邀,为弘扬佛法、传律授戒,不畏困难东渡日本,传播唐朝文化,为中日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和唐朝佛教文化的影响,奈良时代的寺院建筑、供奉在寺院内的佛像、壁画以及各种工艺品,都堪称艺术佳品。特别是8世纪中叶圣武天皇时期,迎来了日本佛教文化的最繁盛时期,文化史上称作“天平时代”。

  在寺院建筑方面,728年圣武天皇建立的东大寺、鉴真东渡的次年759年开始建造的唐招提寺都极具代表性,均受到盛唐寺院建筑风格的影响,呈现出左右对称、整齐划一的建筑美学。在佛像雕刻技术方面,除了传承保留飞鸟时代的铜像、木像之外,还出现了以木头做芯用粘土固定塑形的塑像技术及鉴真从唐朝带到日本的干漆夹苎技法,这些新的雕像技术为奈良时代的佛教雕刻提供了技术保障。东大寺法华堂供奉的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均为塑像技术的代表,塑像表情柔和、气质高雅。东大寺高3.6米的不空罥索观音像、唐招提寺的鉴真像则采用干漆夹苎技法,工艺精湛,堪称日本佛教雕刻的佳作。在绘画方面,麻布菩萨画像无论是绘画主题还是绘画技术都沿袭了中国南北朝至唐朝的风格,笔触尖锐。药师寺的吉祥天女画像与中国唐代仕女画风格相似,色彩饱满,画风华丽。

  (三) 平安时代(792年-1192年)的佛教美术

  平安时代跨度近400年,其佛教文化截然不同,一般以唐朝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平安前期与平安后期。

  平安前期,因前朝奈良时代国家佛教过于介入国家政治,桓武天皇支持僧人最澄、空海创立不同于奈良国家佛教的平安新佛教——密教。平安初期的密教虽然也以镇护国家为首要目的,但不同于奈良佛教,密教崇尚功利、注重现世,更多的是通过咒语和祈祷为天皇及贵族避灾祈福。因此,密教美术与庄重严肃的奈良佛教美术不同,带有夸张而神秘的色彩。首先,密教的寺院建筑因大多远离都城建于山间,所以不再有奈良时代气势宏伟的寺院建筑,而是依山而建,用扁柏树树皮做屋顶。室生寺的金堂、五重塔都是此类代表。其次,密教佛像雕塑以木雕为主,佛像的尺寸也不及奈良时代宏大,旨在表现密教的神秘色彩。元兴寺的药师如来像、神护寺金堂的药师如来像、关心寺的如意轮观音像皆具上述特征。其次,在绘画方面,神护寺、教王神护寺的曼荼罗再次展现了密教佛画的神秘美感。

  平安后期,唐朝安史之乱,日本中止了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逐渐减弱,日本的佛教美术也由模仿唐朝转为本土化、和风化。10世纪中期,“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受到贵族及百姓的追捧,净土信仰应运而生。这是唐式文化向日本式文化过渡的重要信号,在佛教美术上也得到了印证。在寺院建筑方面,净土宗为了表现现世的极乐净土世界,大多会在以水池为中心的庭院的正面建造阿弥陀堂。1052年藤原赖通以别墅为寺创建的凤凰平等院阿弥陀堂就颇具代表,它采用了“寝殿式建筑”,这是当时贵族邸宅流行的建筑风格。“寝殿式建筑”以寝殿为中心,北、东、西各有厢房,各房屋间用回廊连接,寝殿前设有水池。“寝殿建筑”房屋内部不设墙壁,而是按需要用纸质推拉门将空间分隔,屋顶也不使用瓦片,而是用扁柏树皮葺屋顶。“寝殿建筑”具有典型的日本风格,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在佛像雕刻方面,采用“寄木造”的技法,由多名工匠分别制作不同部位,然后再进行拼装组合。凤凰堂本尊阿弥陀如来像为佛像艺人定朝作品,佛像采用了“寄木造”的工艺制成,佛教底座精雕细刻,柔和细腻。在绘画方面,平安后期无论是绘画题材还是绘画风格都鲜有唐朝元素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以贵族日常生活中的风景、人物为题材的和风画。

二、日本佛教美术发展演变的特点及原因

  以飞鸟、奈良、平安三个历史时期为例对日本佛教美术从寺院建筑、佛像雕塑和佛教绘画方面进行考察后,可以认为日本的佛教美术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在佛教美术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倒挂的现象。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佛教美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上层建筑。一般来说,文化艺术发展水平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但是,日本佛教美术的发展却远超出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经济水平。以飞鸟奈良时期的寺院建筑为例,当时结构复杂气势宏伟的寺院建筑水平,与尚处在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的日本是不相符合的。原因在于,佛教在日本的特殊传播方式。佛教传入日本后,成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稳定的一种手段,并没有在群众中普及开来,或者说普通百姓是不被允许信奉佛教、听经礼佛。无论是飞鸟时代“崇佛派”与“废佛派”的斗争,还是奈良时代为“镇护国家”而存在的国家佛教,或是平安时代新佛教“净土宗”的诞生,都与政权统治紧密相关。可以说,在当时佛教于老百姓而言是遥不可及的神秘存在。由于得到了统治阶级的直接支持,佛教在建立寺院、创作佛像方面没有受到当时日本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是与同期中国的佛教美术发展水平相当。这种“由上及下”的外来文化吸取方式在日本历史上并不鲜见,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能最大限度避开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限制,以最快速度吸取、消化外来先进文化。

  其二,日本的佛教美术经历了由“完全模仿中国”到“独具日本风格”的发展阶段。飞鸟、奈良时代日本的佛教美术基本是在模仿中国,从当时寺院建筑、佛像雕塑及佛教绘画中都可以找到可以中国元素,甚至有学者认为飞鸟、奈良时代的佛教美术属于中国佛教美术的一部分。到了10世纪的平安时代中后期,日本佛教美术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实现了“日本化”、“本土化”,此时期日本佛教产生了神佛习合的思想,“本地垂迹说”正是佛教融入日本本土文化的佐证。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可以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是日本对中国佛教文化进行长时期模仿之后,有了一定的人才技术储备,开始对中国佛教文化进行吸收、消化,使其实现“日本化”。这种“取其所长,为我所用”的能力,对日本的佛教美术发展尤为重要。外部原因则是唐朝的安史之乱削弱了日本效仿中国的决心。唐文化对日本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从飞鸟奈良时代日本的寺院建筑及佛像雕塑风格便可察知。日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模仿中国,原因在于中国隋唐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安定,日本希望通过效仿中国加快社会进步的脚步。然而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后,唐朝陷入藩镇割据的混乱之中,时任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建议停止遣唐使的派遣,中国与日本的交流一度中断。这种外力使得日本佛教美术开始脱离“中国元素”逐渐实现“日本化”。

三、小 结

  以飞鸟奈良平安三个时代为例,从寺院建筑、佛像雕刻、佛教绘画入手对各时代的日本的佛教美术进行考察后,不难发现日本的佛教美术与中国这条主线联系紧密。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日本佛教美术因统治阶级支持而得以在最大程度模仿中国,保持高水平发展。从最初的“模仿中国”到后来的“日本化”看似偶然,却是必然,这种从模仿到本土化的演变进程贯穿整个日本历史,对研究日本对待外来文化态度方面很有价值。当然,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远不止佛教美术这一层面,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影响都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

  (作者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 赵生良: 《十年来日本的中国佛教美术研究综述》 ,《敦煌研究》

  [2]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

  [3]井上清:《日本历史》

  [4] 五味文彦:《详说日本史研究》,日本山川出版社,1998年版,页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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