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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颂:佛理禅言的诗化表达

佛教历来就有用文学形式宣传教义的传统。《高僧传》卷二中,记载了鸠摩罗什与僧叡的一段对话:“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由此可知,利用诗歌来表达歌颂赞叹本是古印度的传统。文中所提到的“偈颂”是一个利用梵汉对举方法创造出来的词,类似于中土之诗歌。“偈”原为梵语“偈陀”之简称,译为颂。梵汉双举名曰偈颂。偈颂在字数、句数上有规定,以三字乃至八字为一句,通常以四句为一偈。又作伽陀、偈。意译为讽诵、讽颂、造颂、偈颂、孤起颂、不重颂偈,为佛教九部教之一、十二部经之一。

  十二分教中还有类似于诗歌的祇夜,其意为诗歌、歌咏。旧译为重颂、重颂偈。新译为应颂。意思是指在经典前段以散文叙说之后,再以韵文附加于后者。因其内容与经文相同,故称重颂、重颂偈或应颂(与经文相应之颂)。祇夜和伽陀可通称为经偈。现在通常所说的偈颂是就广义而言,还包括僧人或文士创造的佛理诗颂、有韵法语、颂古、铭赞等诗偈。

  相对于经偈而言,诗偈大多数在体式上更接近于中国传统诗歌,但其根本任务仍在于宣说佛理。不论经偈还是诗偈,都是一种阐扬哲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宗教格言,总体内容相当深奥抽象,不过其中亦有少量作品重在抒情言志,有着浓郁的文学情味。

  偈颂不等同于诗歌

  偈颂在翻译或写作上多采用四言、五言、七言、八言,尤以五言、七言为多,或四句,或八句,与中土诗歌在体制上极其相似,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祖庭事苑》“偈颂”条云:“云门所著偈颂,皆不立题目。或举扬宗旨,或激劝后昆,非同诗人俟题而后有作。”指出了偈颂与诗歌是不同的作品。从古代文人选诗情况来看,二者也是有严格分疆的,如方回《瀛奎律髓》专设“释梵”一类,但无一首偈颂选入。清人编《全唐诗》所收衲子诗基本不选偈颂,以为不入歌诗之流。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基本拒收释子偈颂。从诗僧自身来看,他们也没有把偈与诗混在一起。如道潜《参寥子诗集》十二卷基本都是正统诗作;惠洪《石门文字禅》虽收偈颂,却单独编卷与前面的僧诗加以区分。

  总体来说,诗歌则侧重于抒情,形象鲜明,落脚点在文字;偈颂侧重于弘扬佛法、阐述教义,落脚点在宗教。诗歌一般具有和内容相关的诗题;偈颂多径直标明某偈或某颂,不同于“俟题而作”的诗歌。诗歌较有文采,尤其是自初唐以后注重声律、对仗等文字方面的雕琢;偈颂以不立文字为宗,不重文采、声律等,多质朴俚俗,形式上较为自由。诗歌重在“词理意兴”并“专求意象”;偈颂意浅而露,忘情乏象。诗歌侧重于心灵的表达,重在抒情;偈颂偏于“举扬宗旨”、“激劝后昆”。

偈颂诗化倾向日趋显著

  随着翻译者及释子文学修养的提高,偈颂逐渐出现诗化倾向。汉魏时期,佛经翻译中的经偈仅在齐言体式上与中国传统诗歌达成了一致,但早期经偈甚至连基本的押韵都做不到,更不用说平仄和对仗了,在音步上也不遵守诗歌以两字为一音步及“二一”形式的音节格式。即便是早期中土僧人所作的诗偈也不能合辙押韵,有一些能偶尔合韵的也殊无诗味。然而自唐代中期以来,偈颂诗化表现非常明显。

  首先,偈颂在语言上愈来愈富于诗意。《景德传灯录》记载的唐代中后期,禅僧对学人“如何是佛教大意”、“如何是道”等本体问题的回答便是明证。这些答句多充满诗意与禅机,如“长空不碍白云飞”、“时有白云来闭户,更无风月四山流”、“白猿抱子归青幛,蜂蝶衔花绿蕊间”。

  其次,偈颂在形式上逐渐格律化。如唐代诗僧寒山《重岩我卜居》:“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住兹凡几年,屡见春冬易。寄语钟鼎家,虚名定无益。”发展到宋代,已很难找到不押韵的诗偈了,一些颂古诗写得诗情袅袅。如雪窦禅师《送僧》:“红芍药边方舞蝶,碧梧桐里正啼莺。离亭不折依依柳,况有青山送又迎。”再如丹霞子淳的偈颂:“长江澄澈印蟾华,满目清光未是家。借问渔舟何处去?夜深依旧宿芦花。”此类诗歌在格律和意境上均属典型的七绝,即使是放在文人禅诗中也属佳品。

“偈颂体”影响诗歌写作方式

  偈颂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文学向道情的渗入,反过来偈颂也影响到了诗歌的发展。

  首先,偈颂影响中古以来白话诗派的产生。汉译佛经偈颂大规模以口语写作的形式出现。南北朝以来,傅大士、宝志用这种口语化的语言创作诗偈。至唐代,寒山、拾得等人也创作了大量白话诗偈,并形成了唐代白话诗派。

  其次,偈颂影响文人“偈颂体”写作。很多文人受偈颂影响,留下了“偈颂体”作品。唐代最著名者当属白居易。他曾作《八渐偈》,是怀念凝公所作。白居易早年尝求心要于凝公,师赐其“观、觉、定、慧、明、通、济、舍”八字。《八渐偈》即是自观至舍,发挥凝公之教的八首偈颂。其晚年又作《六赞偈》,分别是赞佛、赞法、赞僧、众生、忏悔、发愿等六偈。宋代王安石也曾染指“偈颂体”,曾作《拟寒山拾得》二十首,深得寒山诗偈精髓。苏轼也有八首“拟寒山”之作,其《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诗引云:“苏州定慧长老守钦,使其徒卓契顺来惠州,问予安否,且寄《拟寒山十颂》。语有璨、忍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吾甚嘉之,为和八首。”

  最后,偈颂的写作方式影响诗歌的写作方式。据学者孙尚勇研究,译偈中存在大量的程式,主要有重复程式、句法程式、其他程式(数序、方位、概念程式)、平行式。这些程式对中古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陆机《百年歌十首》分别以“某某时”领起,很可能就受到译偈数序程式的影响。其前六首的末二句均为“清酒浆炙奈乐何,清酒浆炙奈乐何”,又兼用了译偈的重复程式。重复程式对中土诗歌影响最著名者当属韩愈《南山诗》。学者饶宗颐曾指出,《南山诗》连用“或”字三十余次,乃是脱胎于马鸣《佛所行赞》的写法。白居易诗歌中受译偈程式影响也比较明显,如《啄木曲》、《尝新酒忆晦叔》、《劝酒》皆采用了重复程式。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佛教文学通史”(12JZD00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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